《伤寒论》的学术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学中医者必学《伤寒论》,甚至有人说能靠一本《伤寒论》走遍天下。《伤寒论》与《黄帝内经》、《难经》和《神农本草经》一起被称为中医四大经典,其作者张仲景也被尊为医圣。本文是作者研读《伤寒论》后总结的《伤寒论》学术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可供自学中医者借鉴。


 

      《伤寒论》,又名《伤寒杂病论》,成书于东汉建安年间,作者张机,字仲景,南阳郡涅阳人,生于150(约)~卒于219年。《后汉书》无传,其事迹始见唐代甘伯宗《名医录》:“张仲景,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因传其曾为长沙太守,后人亦尊其为张长沙,其任职间,每逢初一、十五,开公堂亲为百姓诊疗疾病,传于后世,乃尊医生驻诊,命为“坐堂”。因其卓越的医学成就而被后世称为“医圣”。

 

      《伤寒论》在中国医学史,乃至世界医学史上,崇高的地位。其成书于东汉末年,其时,中医的理论基础已经相当的完备,以《内经》等为代表的一批医学著作已经在世上流行。自春秋战国以降,数百年间,医家以其为指导,进行了大量的医学临床实践,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临床应用体系。在这种形势下,《伤寒杂病论》应运而生,其自序亦曰:“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就此中国医学有了临床指导思想和理论,方法。

 

      《伤寒论》也以其承前启后的作用,开启了中国医学的新纪元,其所阐述的理论与方法,至今仍在指导着中国医学的发展与实践,对世界医学,特别是日、韩等东亚国家的传统医学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伤寒杂病论》原书十六卷,撰成未久,即遭战乱而散佚,后经太医令王叔和重新整理编次,得以流传。林亿等《伤寒论序》说:“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伤寒杂病论》——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者,乃王叔和整理之功。北宋初,始见书分为二。流传至今。

 

《伤寒论》的学术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

 

      《伤寒杂病论》成书以后,对后世医学之发展影响极大。其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和收录的著名方剂,向为历代医家奉为圭臬,因而该书实为后世临证医学之基石。其学术成就及影响可大略归结如次:

 

(一)创立六经辨证论治体系

 

      《伤寒论》的卓越贡献在于创立了六经辨证论治体系。仲景全面分析外感热病发生发展过程,综合病邪性质、正气强弱、脏腑经络、阴阳气血、宿疾兼夹等多种因素,将外感热病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所呈现的各种综合症状概括为六个基本类型,即太阳病、少阳病、阳明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并以此作为辨证论治的纲领。

 

      任何一个类型都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而是外感热病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或曰病程的某个阶段所呈现的综合症状。六经病证彼此之间有机联系,并能相互传变。其传变学说并无必然的僵化顺序和固定之时日,而是主张疾病之传变,决定于感邪之轻重、正气之强弱和医护之当否,或传或不传,或循经传,或越经传,或直中,或合病、并病,灵活多变,较之《内经》之传变学说,更符合临床实际。

 

      其三阳三阴分证,客观反映了外感热病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由轻到重、由实转虚的发展变化规律,具有极高的临床实用价值。其系统的辨证论治思想不仅对外感热病的诊治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广泛适用于中医临证各科。

 

(二)《伤寒论》与八纲辨证

 

      外感热病,是在外邪之作用下,正邪斗争的临床反映。正邪斗争的消长盛衰,决定着疾病的发展变化和证候的基本性质。是故《伤寒论》之六经辨证,即是运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中医基本理论,对六经病证之病位、病性、病机、病势以及邪正进退等因素,进行分析综合、归纳概括,以求得出正确之辨证结论,并确定合适之治疗方法。

 

      而后世之八纲辨证,则是对一切疾病的病位、病性的总概括。二者关系密不可分。六经辨证运用了八纲辨证之具体内容,实为八纲辨证之滥觞;而八纲辨证则是在《内经》理论的指导下,对六经辨证内容在另一个理论高度上加以系统化、抽象化,是六经辨证的继承和发展。

 

(三)《伤寒论》与脏腑辨证

 

      《伤寒杂病论》一书,其论脏腑辨证的有关内容,主要见于《金匮要略》部分,但其《伤寒论》部分,亦蕴含着丰富的脏腑辨证思想。

 

      脏腑经络是人体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六经证候的产生,均是脏腑经络病理变化的反映。因此,六经辨证不能脱离这些有机的联系。以脏腑的病理反映而论,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各经病变常会累及所系之脏腑,而出现脏腑的病症。正是《伤寒杂病论》中丰富的脏腑病证辨治内容,为后世脏腑辨证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伤寒论》与温病学说

 

      广义伤寒是一切外感热病的总称,自然包括温热性疾病在内。《伤寒论》奠定了温病学基础,而温病学说则是伤寒学说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伤寒论》第6条即明确指出:“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在其外感病论治过程中,或清热、或养阴、或苦寒攻下,时刻强调顾护阴津。其白虎、承气、麻杏石甘、黄连阿胶、竹叶石膏、三黄泻心等方,成为治疗温病的重要方剂。

 

      六经辨证所揭示的外感热病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由实转虚的病理发展过程,亦为温病学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提供了有益启示。

 

      由是可知,《伤寒论》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实为中医临证之准绳,对温病学说之形成,有着重大影响。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其书毕竟详于寒,略于温,其于温病证治之内容,不尽完整全面。因此,后世医家乃另创新论以“羽翼伤寒”,故温病学说实为伤寒学说之发展和补充。二者相互补充,使中医外感病证治体系趋于完善。

 

(五)《伤寒论》与本草学说

 

      自《伤寒杂病论》成书以后,历代本草学家多以仲景对药物的运用为圭臬,丰富和扩展了《神农本草经》所载药物的主治和功效。如:

 

  • 《名医别录》记葛根“疗伤寒中风头疼,解肌发表,出汗,开腠理”;
  • 《本草纲目》论柴胡主“妇人热入血室,经水不调”,论黄芩“得柴胡退寒热,得芍药治下痢”;
  • 《本草正义》阐述柴胡功效时曰:“约而言之,柴胡主治止有二层。一为邪实,则为外邪之在半表半里者;一为正虚,则为清气之陷于阳分者,举而升之,返其宅而中气自振”;
  • 《本草疏证》论桂枝“和营、通阳、利水、下气、行瘀、补中,为桂枝六大功效”;
  • 《珍珠囊药性赋》论附子“温暖脾胃,除脾湿肾寒,补下焦阳虚”等。

 

      上述例证皆本之于仲景,说明了仲景在继承前人用药经验基础上,根据临床实际,大加发挥和拓展,为后世本草学之研究,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六)《伤寒论》方剂学成就

 

      秦汉时期,方剂学已经发展到了一定水平,而《伤寒杂病论》的成书,则标志着方剂学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全书实际收方269首,其中伤寒部分载方112首,使用药物214种,基本包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故被誉为“方书之祖”。其方剂学贡献,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1、组方原则,严密完整

      方剂的组成,必须遵循一定的组方原则,否则,组合杂乱无章,难以收到卓越的疗效。仲景对方剂组成、以及药物的加减化裁等,均作了严格的规定。然组方虽有原则,证象更多变化,故临证处方用药,须在遵循原则的基础上,药随证转,灵活加减。仲景于兹,刻意以求,而有卓绝之造诣。

 

2、治疗八法,方药体现

      《伤寒论》之方剂具体体现了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种治疗大法。

 

  • 汗者,麻桂之属;
  • 吐者,瓜蒂之剂;
  • 下者,承气诸汤;
  • 和者,柴胡类方;
  • 温者,四逆之辈;
  • 清者,白虎三黄;
  • 消者,生姜泻心;
  • 补者,炙草复脉。

 

      方剂之用,扶正以攻邪,祛邪以扶正,总求邪去正复,阴阳平衡。上述诸方,为仲景运用八法之典型。更有攻补兼施、寒温并行者,如白虎加人参汤,白虎以清热,人参以补气液,而收攻补兼施之效;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则以芩连清上热,姜参温下寒,以求寒热互调之功。此又八法灵活运用之实例也。

 

3、承传古方,创制新剂

      仲景撰著《伤寒杂病论》,善于博采众家之长,古为今用。其书中所载部分方剂,即为直接继承古人成果。在继承的基础上,仲景自己创制了不少名方。在《伤寒论》所载的112首方剂中,虽然不能确切判定哪些方剂是古方,哪些方剂是自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其所录之方,大多疗效颇切实用。

 

4、剂型多样,煎服科学

      仲景之方,剂型丰富多样,大大超越前期医方成就,《伤寒论》中所记即有汤、散、丸、栓、灌肠剂等。另外,仲景于药物之煎煮,要求甚严。对溶媒之选择及用量之多寡、煎煮时间的长短、药物入煎先后顺序、药物炮制方法等,常据其方剂之组成、作用及其剂型大小等情况灵活对待。于服药之法,亦有严格要求,主张药必中病,忌太过不及。具体体现于:

 

①合理使用第1次煎液,根据病情需要而分别采用顿服、2次服、3次服或数次服;

②渐加药量,以知为度;

③重视服药时间的选择;

④服药后调理(啜粥、饮水、温覆等)。

 

5、方药剂量,严格精确

      仲景方药,其剂量要求严格精确,主要体现于两方面:

 

      ①药物的绝对剂量较为精确。其处方剂量大多使用精确的计量单位,如分、两、斤、合、升等,只有少数情况下运用不精确计量单位,如一大把、鸡子大等。

      ②方药相对剂量的严格精确化。所谓相对剂量,即指同一方剂中各药剂量比例。仲景于此,要求甚严。另外,服药次数的多少,亦反映了方药剂量的轻重。

 

(七)医德的榜样

 

      张仲景本为士人,而能绝意宦途。精研医道,并鄙视那些“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的“居世之士”。他不仅以医术享誉于当时,且对医生的医德与医疗作风有相当严格的要求,批评那些医德不修、医风不正的医生:“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诀诊,九侯曾无彷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这些论述上承秦汉,下启晋唐,成为祖国医德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作者自我简介 |

上过山,下过乡,开过机床,还扛过枪。上过大学,做过公务员(八年没当官,郁闷),去上市公司做过部门经理,做过外企的中国区域总裁,下海经商(颇有点玩票的性质),建立实业(赔了),飘到北美(定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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