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德孚（29）：以大时空观看中医哲学

潘德孚：以大时空观看中医哲学

新浪博客（2013年11月26日）

我们所好的是没有立法消灭中医，还有由于人众地广，发展不平衡也成了好处，这才产生了运城模式（也就是原创中医的医疗模式）和甘肃模式（穷地方穷办法：医药自给，养生保健少生病），毛泽东时代的赤脚医生迅速普及医疗的方法，如果加上笔者所创造的“病床家庭化”新模式，我们就能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大国。

一、中医哲学与医学哲学

哲学，指的是一种世界观或思维的方法。社会发展到现代，信息沟通能力已经把世界变成像一个村庄。也就是说，人类信息沟通能力已经突破了地域与民族的局限。因此，如果我们的哲学思维仍局限于中华民族的区域、人群的范围之内，就可能看不清想不通很多问题。

当前世界的医学医疗是被几个巨头制药公司所控制的。如果我们的视野不能跳出民族和区域的局限，就会有许多问题想不通、道不清，说不明。因此，医学哲学思维的视野不应局限于中医，应扩展为全医学。

医学的目的，是为了人们的生命与健康，全人类是一致的。因此，就不应有民族之分，那么有什么理由要把中医哲学、西医哲学、西医分开来说呢？医学是医疗的理论指导；医疗是医学的实践行为。医学是因医疗实践而成熟起来的。但是，现代医学的医疗实践，证明了西方医学的不成熟，反而是证明了东方医学的成熟。道理何在？

医学的成熟表现在医疗时，医生能根据个体差异来分别治疗，而不是划一化的治疗。因为，生病治疗永远是个人行为，即，病人代表他个人：即，病人代表他个人将生命和健康交托给医生了；医生也代表他个人良心和道德接受病人的这种珍贵的托付。如果医学实行的是一种划一性治疗，例如把所有的疾病都叫做炎症，不管病人的个体差异，统统使用一种抗生素治疗，必然有人不适合而被药物毒死或健康损害，这就是不成熟的标志。

研究医学的成熟不成熟，是要使它更好地为维护人类的生命与健康。但是，现实却使我们感到很不满意。为什么？

美国、加拿大、以色列医生罢工，死亡率减少50%；美国医学家门德尔松说：“90%以上的毫无用处的现代医学，正在处心积虑地想杀死我们。”英国医学博士、皇家学会会员约翰·马森·古德说：“医学所杀死的人，要比战争、瘟疫和饥饿加起来更多。”如上所述，现代医学不是人类生命与健康的保护神，而是人类生命与健康的催命妖魔了，我们还死抱着它做什么？

癌症成为人们的催命符，全世界每年被治死者达千万人。据美国加州大学的医学家琼斯教授花了十多年时间进行调查，其结论说：“我的研究已证实，拒绝化疗和放疗的癌症病人，包括乳腺癌患者，实际上存活的时间比接受治疗者多了4倍。”（安德烈·莫瑞兹著，皮海蒂译《癌症不是病》第2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这不是个笑话吗？得了癌症的病人，不治疗者能活5年，而接受治疗的人，却只能活1年。患者用大量的钱，和接受化疗、放疗的苦痛，换来少活4年的时间，天下竟然有这样傻的人吗？不仅有，而且还排队排起来焦急地等早点给治死！人类还能算是这个地球上的智慧动物吗？

为此，我写成《天下无癌论》；写成对现代医学批判的《西医病理，百年反思》等一整套“生命医道书系”，很多高知读后，基本反映是“过激”。我进行认真的推敲，觉得没有什么过激的言辞。因为，上述的这些数据，都是国外医学家说的，只是他们说得还不完整、不完美，还需要加以补充，才能使读者更加明白。

例如琼斯教授说癌症患者不治疗者能活5年，其实，笔者的实践却认为，只要5年能活，就能活到天年。因为，在西方医学中，好像人是不会死的，因此，他们的现代医学，把九十岁、一百岁死亡的人，也统计为心脏病、肾衰竭等疾病死亡。他们的头脑中不是没有天年死亡，而是医学需要弄点虚假。笔者说话，只不过是直进直出，不愿意绕弯弯而已。这就被认为“过激”了。

这不是我们的思维方法出了问题吗？哲学是教我们思考的。例如癌症患者不去治疗的能活5年，而去治疗的，只能活1年，这里可推敲的问题就很多了：

（一）这个病本就不是病，所以，不去治疗的比去治疗的要好；

（二）这些治病的药，本就不是治病的，而是杀人的，所以才给治死了；

（三）这个医生本就不是医生，他不会治病，才把杀人的药弄到病人的身体里去；

（四）医生是接受了医学教育培养出来的。这医学教育培养出的不是医生，那么它就不是医学。因为，医学教育是教学生治疗疾苦、救人性命的学问。

（五）医疗是医学的实践行为。既然医学背离了它的目的，医生是面对病人的实践者，就自然成为矛盾的焦点。

我们为什么不会想：可能是哲学出问题了。哲学的问题在哪里？就在于它的视野被局限了。哲学家的研究需要一个大时空的视野。

二、医学是社会大时空的产物

社会大时空是指不受地域、民族、国家、制度所局限的时间和空间。

研究医学的发展和成熟，首先应该研究社会的构建之元素和规律，明白人类医学之由来，是使医学研究与医疗实践走上正途的根本。

真正的社科研究与医学研究必须是大时空的。所谓大时空，就是指人类构建社会自始至终的整个历史时间，加上社会构建的基本要素（空间）。下图所示（注：图片遗失），就是说明医学是人类社会构建的三个基础结构之一，也就是指医学与人类社会自始至终是并生共存的。

可是到现代，由于医疗学术界出现了误导，把医学的研究引向错道，所谓医疗“救死扶伤”，实际是人为的宣传，哪里还有一点救死扶伤的味道？医学已经成了吃人精怪，它在制造一个又一个的“被病”事件，健康者被变成病人，甚至不可救治，其实是被治死了的。多少家庭因此而家破人亡？悲剧之所以发生，原来皆来自制药公司的贪婪。

上个世纪50年代到现在，人们的生命、健康、财产，在“救死扶伤”的口号下受到侵害。人们的最珍贵的财富受到侵害，社会必然会陷入混乱。患者杀医事件的出现，只是“冰山”的一个“尖尖角”，其实下面埋藏着的是个毁灭社会的核弹。我国当政者应该看到，这是一次历史赋予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机。

现在西方各国都在搞医改，是为了防止医疗魔怪可能造成的社会混乱。医学因医疗的实践而提高和成熟，医疗的成熟来自实践的个体性。医疗成熟的表现是疾病治疗的有效性。此有效性取决于人们对社会与医学规律的研究和认识程度的深浅。

现代医学的医生用仪器来诊断疾病，仰仗制药公司来研究和生产药物，不知生命健康为何物，怎么能维护健康？而我们却把大量的钱，付给毫无效用的现代医学，希望由它来维护自己的健康，这不是缘木求鱼吗？

但西方学术界由于视野的局限，不可能知道它本就是资本主义的“自作孽”。这本来与我们无关，但因为世界逐渐走向一体化，人类由于自私本性的局限，西方就把这个怪物输送到中国来，弄得我们的医学界完全变样：医生不再是对他的医疗诊断和用药负责的人了，也就是医生不再是他所面对的病人的治疗结果负责的人，而是一个为西方制药业销售药物或医疗器械而为自己谋生的人。

在上个世纪初，西方的尖船利炮打开了封闭着的中国国门，带来了科学和民主两个概念。中国的革命家借此大加宣扬，加上中国文化的自毁能力，这才打败了旧王朝。但是，革命家们没有想到他们取得的革命成果，是以全部否定中华民族的文化为代价而得到的。这个代价实在太大。

西方社会结构的文化基础与中国完全不一样。西方是有组织的海洋商业文化，东方是无组织的大陆个体农业文化。医学要解决的是人的生命与健康的维护而不是疾病。东方的个体农业文化由于它的稳定和保守，因而产生了千古难变的方块汉字和成熟的、能维护健康的中医学。

西方的商业形成国际垄断资本，跨国托拉斯，组成巨大的利益集团。东方却只能是小农家庭耕织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到现代，稍大的企业都只能是小家族的经济集体，也反映了小农个体经济“自顾自”的思想风貌。

革命在西方，制造出民主政体，实际是经济实体控制了权力实体；在我国，革来革去，最后的结果还是集权制度。为什么没有人想到，这全是文化思想使之然。什么是文化？文化是前人留给后人一切精神与物质的财富。前人与后人的区别，只是生命过程的时间段前后不同。文化财富的实质是前人生命的经验积累。而中华医学，则是这文化中精华的精华。所以，毁掉中医，实质就是毁掉中华文化，毁掉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中华医学。否定中华文化的根本就是否定中医，因此，从西方留学回来的革命家，无人不是咬牙切齿地想革掉中医。而革掉中医的借口就是“科学”。“科学”没错，革命家也没错，但是，科学变成了正确、真理的代词就错了；“革命”也不错，但革命家缺乏大时空的眼光就出错了。

三、人类社会是一个活的生命

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文化活动的生命体，它的基本单元是家庭。

无论在古代或现在，要构建人类社会，离不开经济活动、医疗活动和权力活动。这三种活动，体现了社会生命体活动的整体性、个体特异性、动态性、多系统性、多层次性、适应性等。

不管西方或东方，人类建构社会必须有三块基石：经济活动、医疗活动和权力活动。

在家庭里，成员赚钱维持生活；为医疗用钱；权力来决定钱的支配。这说明，社会的基本单元叫家庭。家庭中赚钱的人为什么心甘情愿地让生病的人拿钱去治病，因为，医疗活动的基石是无私的大爱。当家庭组成社会后，一个完整的社会就必然存在上述的三种活动，它反映出家庭与社会的全息关系。这里的家庭大爱集中起来，就转化为社会公德。古人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这句话完整、具体地反映了这种公德。

既然，中医学与西医学具有基础结构上的同一性，现在又时逢信息时代，世界变成了地球村，那么，哲学的研究就应该摆脱民族、区域的局限，因此，把中医哲学改称医学哲学很有必要。

西方把医学活动纳入经济活动，这样才产生了永不成熟、越来越坏的后果——医疗怪物。这说明社会的三种活动具有各自领域的独立性的重要。在中国，无为而治的医学管理与个体医疗方式使中华医学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成熟，这种成熟的标志是一个老中医可以治疗很多的疾病而不受病名与科室的局限。

在一个家庭中，参与经济活动的成员能赚钱；参与医疗活动的成员要用钱。赚钱的人为什么心甘情愿地让参与医疗活动的成员用掉他所赚来的钱？

这当然是基于父母对子女、或夫妻之间的爱。这种无私的大爱是维护家庭存在的力量之源泉。由此也就可以说明，医学的基础是一种无私的大爱，失去它，医学便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就是西方医学越演越坏的原因。在希波克拉底那时候，医疗还讲不能让病人遭受损害，但历史发展到现代医学，病人在未进行治疗时，医生就“光明正大”地以为精确诊断为理由，不管病人有多少耐受能力，只要医院能赚钱，就不顾病人死活毫无顾忌来损害病人。

医疗活动的基础是无私的大爱。由无私的大爱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公共道德，导致医保制度的产生。国家权力为医保制度付钱，是把无私大爱演绎为社会法制。社会制度因司法而确立。但西方的司法权力因资本的操纵而成为市场的仆从，打着大爱的牌子，干着为资本谋利的行当。所以，我们现在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医保或司法，实际上了他们的当了。

资本主义的运作是靠市场的资本独占。医疗既然上了市场的战车，就不得不为利润卖命。所幸，上层已经发现不当，这才有了运城模式和甘肃模式。如果我们能够再把毛泽东创造的赤脚医生制度加上，综合在一起，做成一个统一的模式，加上笔者利用现代科技实行遥诊遥控创造的病床家庭化，我们的国家就可能在短期内克服经济危机，也包括医疗危机。因为，世界医疗危机西方是没有办法克服的，只有在中国能做到和实现的。

四、集权体制的优势可能因现代医学而崩盘

人类在这个地球上过社会生活，权力活动的方式分成两种政体：民主政体与集权政体。这说明用大时空的眼光看权力活动，民主体制与集权体制是各有千秋的。集权体制导致无官不贪；民主体制导致了无医不黑。民主政体的医学不成熟，集权政体的医学却成熟了。但不成熟的医学在现代社会中成为主流医学后，利用所掌控的权力，排挤了中医，很多能治病的中医，都成为非法行医者被罚款，甚至坐牢了。

经济活动的思想基础是竞争，发挥的是人的个体的自私本能；医疗活动的思想基础的无私大爱，发挥的是人的集体的理性仁爱；权力活动的目的是人的个体的本能与集体的理性仁爱和谐协调。但权力操作者却容易被经济利益所吸引。如果这三种活动能各自独立，又密切配合，则社会便会成为一个完全理想的社会。基于人的个体自私本能，根据下面的图解所示（注：图遗失），可以认为这样的社会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但文化与文明活动的结果是逐渐接近。

社会的和谐存在，取决于它的三种活动的思想基础。经济活动是要钱不要命的；而医疗活动却是要命不要钱的；权力活动是用来调节平衡的。这也证明了：如果这社会的医疗活动、经济活动与权力活动的各自独立性能够按自然发展，则社会便是“理想国”。

人，既是理性的，又是自私的动物。理性，使得人类能建立并逐渐靠近理想社会，摆脱或远离你争我夺的动物自私本能。这是普世价值存在的依据。但是，自私是人类个体生命之所以存在的依据，也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动力，因此，人类不可能摆脱自私的动物本性而不可能使社会完全理想化。

有组织的经济活动产生了民主政体，医药利益集团控制了选票，并利用权力制订医疗管理法律、法规。这样的政体使医学失去了独立性，导致医疗实践的独立性丧失，而使医学失去成熟的条件。这才使得现代医学的医生，逐渐退化成为卖药的营业员。当个人的健康要求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后，民主政体由于医学的不成熟而必然引起人们的不满。我国杀医事件的出现，上层应该高度重视。这说明西方医学被我国引进后，已经造成了一个无医不黑的局面，如不立即刹车，可能导致集权体制优势的崩盘。

个体的农业经济产生了集权制度。这种政体的经济活动不能控制立法的权力，使医疗实践自行其是，自由地按自然规律发展，因而获得了医学成熟的条件。这就是现在为什么许多人主张恢复原创中医的道理。

世界医疗危机是历史赋予我们民族复兴的机遇。在社会发展到现在，个人生命与健康已经成为头等大事之际，当美国在叨念维护人权之经的时候，我们揭露它所发展起来的现代医学在践踏人的生命与健康。我国大力宣传中医，可以凭医疗成熟和先进而立国。这是美国、日本、菲列宾等都想不到的中国，会出这样的奇兵而制胜。

我们所好的是没有立法消灭中医，还有由于人众地广，发展不平衡也成了好处，这才产生了运城模式（也就是原创中医的医疗模式）和甘肃模式（穷地方穷办法：医药自给，养生保健少生病），毛泽东时代的赤脚医生迅速普及医疗的方法，如果加上笔者所创造的“病床家庭化”新模式，我们就能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大国。当然，这种先进的标准不是使用什么最先进的仪器，最多的病床，而是最有效的医疗结果。我们的中医学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的主流医学。在社会结构基础中的这三个基石，我国独拥一个，我们就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各国和谐相处，给世界带来永久的和平。

我国上层只要有信心，我们完全可以使中医学成为世界的主流医学，吸引世界各国的疑难病、慢性病患者到中国来治疗、旅游，使我们这样的大国成为人类维护健康和医药文化输出的圣地，同时可以用美化环境来发展经济。我们不需要用发展工业、战备竞争、来损害环境，集权体制只要能克制权力腐败，人民会容忍集权体制的某些不公，相应地否决平均主义思想；国家不用维稳来激化矛盾；政治家不用制造对立来稳定权力，世界就会实现长远的和平。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来源：摘自《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没本领的医生》，主编：高浩宇。图片来自网络/编辑整理：微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