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德孚（52）：谈谈中医复兴的“瓶颈”

 （全文2.4万字，阅读约60分钟）

潘德孚讲座：谈谈中医复兴的“瓶颈”

乌有之乡（2012年03月06日）

人类建成社会在一起生活，需要对社会进行管理，这才产生了权力；需要将生产的物资进行交换，这才产生了市场；需要对病痛进行治疗，这又产生了医学。这三者构成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但这样的一个社会，只能是个永远不能实现的理想国。有理想而不能实现这不要紧，总算有个理想的目标，在实践过程中，是非也就会有个对照的标准，也就没有必要面红耳赤争个你高我低了。

假设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那么前2500年的时间是医疗实践，到《内经》，中华民族已经对前2500年的医疗实践做了理论总结。这个总结做得对不对，便由后2500年的实践来验证。我们验证的结果答案是：完全正确。

现在美国的FDA说中医是“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医学”多么的不容易。因为，现代国家为了利益，干什么都会。例如指使某几个小混混在我国掀起“中医是伪科学”的活动。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承认中医是“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医学”对它自己来说也有好处：因为，无论什么国家的人民，都需要真真正正的、实实在在的能治好病的医学。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美国对中医的承认，也是在这个前提下产生的。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中医能治好病。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最大贡献，也是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可是，今天我们要谈它的复兴，难道不觉得羞愧？中国人怎么如此糊涂，愚庸，把宝贝当垃圾扔了！？

中国迎错了神——把医学当科学

自有中华民族，中医学即随之而来。医学本就不应分中医西医的，只要它有利于维护人们的生命和健康，每个人都会表示欢迎。这就是说，既然中医与西医都是为了维护人类的生命和健康，何必争你高我低？

医学是研究维护生命和健康的科学，本不应该分中医西医的。西医是为了维护生命和健康，中医难道不是为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命和健康吗？所以，现在提“复兴中医”好像有点不合天理。

出于医学本性，当西医来到中国，中医敞开胸怀迎接，这说明，中医学是具有一种开放性的体系。如今在中华大地，作为主流的中医学，繁衍了五千年之久后，面临被消灭的边缘。如果真的被消灭了，你想复兴也兴不起来，因为没种子了。中医的种子就是老中医；他们都是经过不断的医疗实践，逐渐熟识和掌握了辨证论治、能治好许多被现代西医认为的不治之症的。美国承认中医是好东西，日本为中医平反，中国的西医则越来越不争气。外国人平均每天只输1瓶液，中国的医生用掉8瓶，那当然不是白开水，其中绝大多数是带抗菌素的。其实这不是医生的不好，而是领导无方。

世纪初卫生部门有个规定，65岁以上的老中医不能自己开诊所，局医政科的那女副科长告诉我说，因为到65岁就没资格担任法人了。个体诊所也是个医疗机构，没法人就不行。尽管我知道这是她在乱扯理由，但关键在她手中有权，说不给就不给，根本不需要理由。这个规定在我们浙江，执行特别严。我为此事上诉，法院不受理，再诉检察院，也不受理。我只得跑到北京，找卫生部医政司，幸好那时候没“维稳”这个队伍，没有把我抓回温州。那司长说，这是地方上的事，他们不好管。就这样，我只好“非法行医”。不过，有件事使我很奇怪。像取缔65岁老中医开个体诊所的资格，这样涉及违宪的大事，卫生部说自己没权管，而张悟本芝麻绿豆汤的小事，却为什么会召开高级专家声讨、会启动各大媒体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大举讨伐，管得如此之紧呢？行政上的“管”就是中医死的原因。那么“管与不管”之中，就有中医复兴“瓶颈”。

医学是与人类社会一起产生和发展的。中医学是一门成熟的医学。成熟的标志是它从实践到理论，再由实践来证明它的理论。这样一共用了五千年的时间。2500年前，中国人用了2500年的医疗实践，总结出《内经》这样关于生命和养生的理论，然后又用了2500年的实践证明《内经》理论的正确。这样才叫做成熟。

医学的成熟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它必须是个开放的知识体系。开放，是指医学面对的是每个人的生命和健康，而任何生命和健康都是个体的，都具有个体特异性，它们对待疾病各不一样，因此，医学和医疗必须适合个体化治疗，不能使用划一的方法。这说明，医学知识体系是一个必须不断充实的体系。只有开放，才能充实。

现代医学之所以如此仇视和排斥中医学和老中医，正是因为它的治疗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它的划一性。也就是把所有的人，看做完全一样的生命，忽视生命的个体特异性；在治疗时使用统一的方法，给以统一的病名，使用统一的药物，名之为“标准”，冠之为“科学”。如果“科学”是正确或真理的代词，那么可以肯定，西方现代医学是最不科学的、最反科学的医学了。美国的全国健康联盟主席、医学家门德尔松说：“现代医学不是艺术，也不是科学，它是一种宗教。如果没有信仰，现代医学就不能生存。”这是现代医学经历一个世纪后人们从它的医疗实践中得出的结论。

中医之所以能够得到成熟是因为它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了。所以，老中医受欢迎是除了学问的因素之外，还有生活阅历的丰富使疗效提高。无论那个老中医，只要坚持辨证论治的，都会认为中医比西医好，这是不容置疑的。每个老中医在这一生，都治了不少的病人，很多都是医院里的医生说治不好的，或者与病人说过“这是不死的癌症”……，可是到了自己手里，有的几帖药就好了；有的被判了“死刑”，医生认为几个月内就会死，可是多年后仍活得好好的。老中医阅历丰富，听多了这些多次给事实否定的话，心中自然有个比较。所以，凡是真正按辨证论治治病的老中医，都热爱中医，都觉得中医远胜西医。

中医比西医好，还可以从两个概念上看出：中医讲治愈率，就是治好后不要再吃药了；西医讲缓解率，就是治疗后这个病轻了点，还没有好，需要长期（实际是一辈子）维持治疗用药。这是因为西医的医生身不由己，药物是制药公司研制出来的，他们研制的指导思想就是病人要长期吃药，直到吃出“并发症”而死亡。对制药公司来说，病人就是客户，客户就必须长期保持联系，长期给制药公司掏腰包。实际上，西医医生只是个卖药的，而不是看病的；如果是看病的，那医院里的检查仪器干什么用呢？

有一本书叫《别让医生杀了你》，第4页中有一句话说：“几年前在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如果医生在诊断时更多依靠他们的大脑而不是仪器的话，那么每10名死在医院里的患者中就有一名至今仍有可能活着。”这不是明摆着说从X射线、B超、CT机、磁共振，以及PART（全身拉描仪）都没有用，都抵不上医生用大脑来诊断吗？然而，现代医院为什么不选择死人少的医生的大脑，而宁可选择死人多的仪器呢？究其实，医院与医生都一样，它是没有自主权的。西方医学是集体性很强的系统，医院也只是西方制药公司的赚钱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一个“小兄弟”而已。

不管理论或实践，治疗内科病中医比西医好，这是不容讳言的。那么用西医来管理中医，中医怎能不死呢？吕嘉戈先生说：“由于西医在医药行业的垄断地位和其本身掌握着行政大权，中医的生存权遭到钳制。单从人数上的变化，就已说明问题。西医人数从1950年的2万人到2004年的157万人，增长了70多倍；而中医则从1950年的27~30万人到2004年的27万人，实现了‘零增长’。70:0——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比例啊！如果没有卫生部门通过行政意志而造成的西医统治和其为西医实现了行业垄断，这种人数增长的变化是谁也无法做到的。况且，现在中医27万人的医疗水平是无法与55年前的27万人相比的。”（吕嘉戈：《拯救中医》第1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

上个世纪初，中国人把科学迎进了国门，文化界那些头头们都认为自己老祖宗不科学，没用了。这就陷入了一个大误区：西方科学=真理，并不科学或非科学=非真理。于是乎有的人就倡议立法废除中医。几千年的中医没人废除，这才有了《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瘟疫论》、《温病条辨》等无数的医学传家宝。西方产生不了像我们这样系统的医学理论、治疗方法，有序地集合成为一个医学大体系，西方医学到目前为止还是在襁褓之中哭啼。中华医学在先秦时期就完全成熟，实在是个奇迹。中医学这样的奇迹，只能在中国这样的以农立国的国度和它五千年的历史、平庸的统治者、广阔的国土而没一点权力卡压的国家里产生。而且还必须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它有一种几千年后还能使人看得懂的汉字。如果没有以上所说的这些条件，也就产生不了中医学。这里面的道理我们应该认真去思考。

中国文化界的头头们可不知道医学不是科学，把科学迎进来是好的，把医学当科学迎进来却错了。西方科学是物质的科学，东方医学是生命的科学。可惜中国文化界的头头不识宝，煽动一些小混混，把中国的宝贝当垃圾乱扔。所好的是一些老中医坚持原则，维护了中医的生存。但也因受当时思潮的影响，很多著作谈说不当，搞中西结合，结果被作为国策，上了慢性自杀的贼船。

西方没有纯正的医学界——医政一体

医学的实践是医疗。而医疗又分为“医”和“疗”。“医”是指思想方法，“疗”为在思想方法指导下的具体行为。

具体行为称为技术，它与技术的不同在于其对象是活的人，这个人是有思想感情的，其思想感情对疗效来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医疗在治疗时必须想到如何顾护病人思想感情的作用。既然每个人都不一样，那么，完善的医疗方法必须适合个体化的治疗。如果进行划一、平均，其结果必然有很多人遭到损害，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医生罢工，死亡率减少的原因。遭到损害的人与医疗人员发生纠纷，需要行政权力来解决，因此，只有中立的行政权力，才能公平地解决好医疗的纠纷。可是，西方由于医疗的不成熟，必须依靠行政权力的帮助来解决医疗纠纷问题，因而导致医政不分。

现在生癌症的病人送医院，为什么一年内就会给治死80%呢？是手术、化疗、放疗。医疗如此草菅人命，当然会带来无数纠纷。西方国家的医疗，草菅病人的生命有悠久的历史：“在中世纪，人们不愿到医院去的原因是：从那里活着出来的希望几乎是渺茫的。那些有幸捱过庸医和护士‘治疗’的人们，最终仍可能死于病房中的交叉感染。”（《别让医生杀了你》第5页）这说明中世纪在西方，你只要进了医院，就很少活着出来。人们生病不愿意去医院，但医院不会缺少病人。他们可以利用行政机构、使用行政暴力强迫病人进去。西方的治病方法是对抗疗法，就是认为疾病是敌人。病人当然也就是“怀”有敌人的人，不是也可以用对敌人的方法对待它。这与上古时代巫医对病人实施吊打不是一样的吗？只不过方式不一样：现代西方医学利用感染学说隔离病人，需要动用行政权力；利用行政权力强迫，说明医政不分是西方医学的生存手段。

西方医学到中国来，医疗机构搬来还不算，还必须把医疗行政管理机构也一起搬过来，否则，医院的生意就不会很快兴起来。最近揭发的医院里利用特护病房用最贵的药物，使用最“高档”的检查仪器以提高消费价格。这种病房规定不准家属长时间陪同，实际是以免“泄露机密”。因为，从这个病房出来的病人反映，不仅没有受到特别护理的感觉，反而觉得被当做动物一样：被轻慢。我的一个亲侄女，因车祸住院，被置在特护病房，因手足都受伤不能活动，口渴没人给她饮水，热了没人给掀被……特护室里没人，而家属又不准进去。可见西方医学就有这么一个历史渊源的，反正他们不把病人当人看。病人（包括家属）见医生噤口，成为普遍的规则。

问题是病人也是人。人是有思想意识的。思想意识的正确或不正确直接关系到疾病的治疗结果。医生如果对病人的态度不好，没有与病人经常联系和交流，对病人来说，治疗效果要大打折扣；对医生来说，他就永远不能提高。不过，如果我们以客观的观察来判断，现代医学并不在于治疗效果或医生知识和技术的提高。为目的，而不择手段，这就是现代医疗！

自古至今，西方医学并不关心疾病的结果，而是只关心通过治疗赚病人的钱。在医院被市场化以后，这个大毛病暴露无遗。医院领导抓经济收入，更不讲究治疗效果了。医生或者医学都是从治疗效果中得到提高的，而只讲经济收入不讲治疗效果的医院，怎么提高医疗效果呢？这就是西方医学迄今为止没有建立起成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原因。没有正确理论体系指导的西方医学，在医疗实践中的不断失败就不可避免。

现在，医院的肿瘤治疗师们为“减少”死亡率想出了一个新办法：治得快要死了的，给输了血（因为，这些人的血液都是受化疗药物给损害了的）便叫家属抬回家，说医院人满为患，患者精神已经恢复，可以回家将息一段时间；或者直白病人生命无望，不须继续治疗；或者把他们放到中医科，让中医承担治疗死人之责。总之，他们可以各种理由不让病人死在医院里、被认为是给西医治死的。我的一个朋友在上海做了介入治疗后，医生说肝癌已被药物包围起来，回温后会慢慢消失，他回来后没多久就去世了。另一个朋友也是在上海做了介入，听医生说过一段时间后他可以在温州直接找他的学生注射，学生的能耐比他好得多。其实，医生是欺骗他的，这个朋友回家后没多久就肝昏迷，抢救无效走了。

死人的事件在医院出现，是一点事也没有的。如果是行政或公检法，决不敢如此，因为人命关天，可见医院的后台可以说比行政、公检法更硬。例如有一个湖北省纪检委副书记夫人，儿子死在医院，到省府上诉，被7个警察打成重伤，冤无处可伸，后来警察换了个工作算数。如果是普通的老百姓，那就白打了。当官靠“维稳”来支持还有话可说，因为，社会因某种政策的执行，有人得益，有人受损不可避免，因受损的必然激烈反对使社会不稳。但用维稳来压制对医院误诊误治的不满，那只能说是一件怪事。

医院里的专科主任，治疗糖尿病、高血压、肾脏炎、鼻炎、感冒……医生有一个治好没有？没有！那么，他们是怎么升级当主任的？从普通医生到主治医生，到副主任医生，再到主任医生。这主任医生可到顶了，被称为教授了、专家了。可是，你认真推敲，他一个病人都没治好，就能不断升级当教授，哪是什么道理？因为，主任与专家的名称更容易欺骗病人。我觉得这些人真是可怜，自己被蒙，还要去蒙人。

凡是常吃感冒药的孩子就常感冒；凡是常注射抗生素的孩子就常生病。可见，制药公司彻头彻尾没安个好心！当然，把医疗当生意来做，靠广告夸大来事实，或者使用时间掩眼法（避开追踪观察，讲短期疗效）的市场特色，草菅人命，实际是一种罪恶行为。利用罪恶行为发自己的财，是现代医学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也使人类的健康普遍受到损害，无数生命被无效、有害的医疗糟蹋，无数家庭破家荡产！

西方医学到中国来，之所以能如此快速地发展，绝对不是治病的本事好（当然，其中有中医所没有研究和掌握的解剖学和外科手术，但解剖学不是治疗内科病的医学，而是研究人体结构的科学）。做手术的本事不是医学，而是技术。如果他们这种技术比我们好，我们可以学习，补充我们医学的不足。但是，我们却把他们的整个体系搬过来，架在我们医学的头上，其中最要命的重点是由西医来制订法律、法规来管理中医，这是最辣的一着。中央要抓中医的发展，卫生部门为了应付培养中医接班人的责问，就给老中医收学徒规定：一、必须有从医校学习的学历；二、年龄要在25岁以下；三、一个老中医只能收两个……，总之，这些规定都不是真正想发展中医的，是摆摆样子给领导看的。

“所有错误中最严重的错误是，医学界至今没有发现自己误入歧途，医学仍遵循疾病——治疗的思维方向，而不是生活方式——健康的思维方向。”（《现代医疗批判》封四）其实，西方的医学界不是纯粹的为治病而研究或工作的医学界，它们不是单独存在的，是作为一个体系存在的。它们全部被制药公司所控制，其思维方向，不是疾病——治疗，也不是生活方式——健康，而是：赚钱！还是治病：要赚钱！就不考虑治病。要考虑治病，就不考虑赚钱。作为这个体系的主角，它能不考虑赚钱而考虑治病吗？

在西方的制药公司操纵下的集体医盲团队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医生尽管屡战屡败，但他们却设法让人们产生这种印象：医生的服务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变得组织更加严密，影响力更大，以致使政府立法保卫他们，在使大众免受庸医坑害的借口之下，他们确立了自己无人竞争的垄断地位。各种医学协会都取得了上述‘成就’，它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联盟，它们有意无意地听任医生变成制药公司售药的帮凶。”

（《现代医疗批判》第132~133页）

现在的医院把疾病按部位分科，把诊断与处方分开，医生不会诊断却负责开方，这不是让病人“问道于盲”吗？邹纪平先生把这些不会看病的医生，叫做“集体医盲团队”，真是个大创见。（邹先生原话：“对外是救死扶伤的救治医疗形象；对内把疾病分科成‘专业医盲’团队。”）令人奇怪的是：不会看病光开药方的医生也有人相信，这不是怪事吗？而且能搞成排队挂号，天天让老百姓叫“看病难”，做到这个地步，手眼通天彻地，确实很不容易。无怪乎门德尔松说：“现代医学不是艺术也不是科学，它是一种宗教；如果没有信仰，现代医学就不能生存。”

做西医越到老年，反而越觉得西医不好，他觉得自己一辈子没有治好一个病人。但这也是身不由己的。没有化学药品，西医内科就没有办法治病。药物是制药公司研制的。制药公司的研制方针，是留着病人永远不要治好，这种办法就是“维持治疗”，才有人常常来买他们的药。如果把病治好了，谁来买他们的药？然而药是化学药品，人却不是漏斗，怎么吃进怎么放出，即使只有最少的损害，长年累月的积累也会中毒。但这不要紧，即使病人中毒死了，那里有一个现成的名称——并发症。生了并发症死亡怨不得医院，打官司也不会赢。

中医的医生什么病都能治，而西医的医生为什么要分科治？人无论生什么病都会影响气血循环，因此无论什么病都是全身的病而不只是某部位的病。因此，治病的考虑和筹划，就应该是全身的、整体的，而不是找到某个部位把它切除了就算是治好病了。上个世纪现代医学排除了各种异己独占主流地位。然而它并不争气：医生罢工，死亡率下降了50%，那当然是让西方医学十分倒霉了。这种现象告诉人们，医疗错误杀死的人，比战争、瘟疫和饥饿加起来更多。多少家庭因医盲们的错误治疗而破家荡产，人死财散。

试想：为什么一个老中医能治各种各样的病，而西医，却要分几十个科？每个科室都设有专家，但没有几个毛病真能治好的。因为要不要把病人的病治好，研制药物的决定权不在医生，而在制药公司，医生只不过是个卖药的。而制药公司的方针“维持”治疗，不能把病完全治好，否则，生产出来的药物卖给谁？所以，不是西医的医生不想治好病人，而是他们根本起不了作用。在西方现代医学这个体系中，主导地位被制药公司占了。可以这么说，没有这些化学药品，就没有西医内科。

“看一眼统计数字就可以明白，除了可自愈的疾病和紧急剖腹产以外，传统医学不仅不能治好你的病，还有可能使你的病更加恶化。实际上，现代医学本身仅能对一定比例的疾病有效。如果你住进医院，则会有1/6的可能遭遇厄运，因为某些现代医学疗法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一量你进了医院，将会有1/6的可能死在医院或受尽病痛的折磨，因为这种危险有一半来自医生或医院的错误。在英国，每年大约有117万人由于医疗事故或药物反应死在医院里。在美国，按照1984年的调查结果推测，大约每年有100万人在医院里接受危害，并有18万人死在医院里。形象地比喻一下，伯明翰城全部人口会在一年内由于医疗失误而住进医院。如果你住在美国，那里每年会有4万人死于枪杀，然而有3倍以上的人更可能死在医生手里，而不是死于枪下。”

（《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第4页新华出版社，2009年1月）

美国FDA已经承认中医学是有整体理论体系的医学，而西医学只是一种对抗疗法。要是问：对抗疗法的理论体系在哪里？回答自然是：不知道。也就是说，对抗疗法的实践者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疾病对抗。这说明，西方医学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来说明它所用的治疗方法。而没有理论指导的医疗实践，只能永远停留在错误的疗法上而不能改进。这就是美国把医学叫做对抗疗法的根本原因。

“医学研究不公正的一个最大原因就是大多数研究是由某些公司资助的，而这些公司在不同结果上存在利益差异。这些药物公司不仅支付研究者薪水，而且经常决定研究结果是否发表、在哪里发表。必须记住，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企业在疾病健康上存在巨大的利益：如果某个药物公司只是发明一些快速治愈的药物，而不是终身的“维持”治疗，那么它将很快破产。

医学长期受控于医药企业，未来的医疗研究也将依赖于这些公司的资助，这将导致一种趋势：许多主流医疗除了药物和外科手术之外拒绝考虑任何其他疗法，尽管这些疗法得到了许多科学证明。不少医生（尤其是那些应该谴责的）拒绝了许多革新者发明的重要疗法，不假思索地选择各种手术或药物，而这些手术和药物其实比现代蛇油的作用好不到哪去。”

（《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第9页新华出版社，2009年1月）

历史看出的问题：被行政权力管死了的西方医学

可是行政权力管理医疗事务，西方是很早就开始了。公元前1700年，即古巴比伦帝国那个时期，汉谟拉比法典中著述，“那些对医学史特别有意义的法律——关于外科医生、兽医、女助产士、奶妈的法律，也根据法典来处理伤害罪。其中九个段落规定了医疗费的管理以及关于病人的地位、适当的收费和处罚的关系的详细阐述。对治疗失败的重罚提醒医生在接收病人时要格外小心并要避免那些治愈无望或有可能引来官司的病人。法律也反映了内科与外科之间的巨大差别。内科医生，即处理今天所谓‘内科问题’的医生属于祭司阶层，他们的职业所造成的后果不属于那些处理伤害、医疗纠纷的法律所管辖的范围内。”“因为身体内部的疾病是由于超自然因素引起，患这类病的病人要求助于神灵；外伤是由于直接的人为差错或伤害所造成，因此那些手挥‘青铜刀’的人必须向当局说明情况，外科手术的费用以及惩罚是有实质内容的……”（《医学史》第25~26页）

上面的记录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一、西方在我们出《内经》1000年前，医学已经有了行政的严格管理，内外科的行政管理差别很大：外科治疗属手工技术使用，能直接造成病人的身体伤害；内科疾病被认为是身体内部的问题，治疗需要求助神灵的帮助，不会造成身体上的直接伤害。因此法典涉及外科伤害的条文非常具体。医疗管理的差别，反映出西方当时的医疗实践状况已经被行政权力管起来。

二、古代西方是政教合一的社会。既然内科治疗不属法律管理范围，当然是由神灵来管理了。神灵不仅是管医疗的，也是管生命的，所以，生命是不允许研究的。而内科疾病是生命活动障碍形成的疾病，不允许研究，便产生不了理论。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产生不了像我国《内经》一样的书籍。

三、古代西方医疗中的内外科分别管理是很严格的，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经营的医院里，反而把它们合在一块了。这种做法说明医疗管理制度倒退了。因为，资本医学的医疗，不是想治好病，而是想通过医疗赚钱，只要能赚钱就是爷，何必分内外呢？

而中华大地一直是无为而治。与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同期，我们的医学理论《内经》出来了。它把怎么维护健康避免生病，也把生病的道理讲清楚了，（实际只一句话：“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或者是“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解放前我们温州每个村庄几乎都有放痧的农民，许多农妇拥有好些单方、验方，现在一个也没有了。医疗市场化之前，温州市有几百家草药店，经营者都是老年人。65 岁不准开个体医疗机构的政策出台后，全部都因“非法行医”而关门。这些老年人都拥有某些治病的单方验方，一夜被消灭了。老百姓小病小痛用不上草药单方验方了，只得花大钱上医院。这不是有了管理体系的好处吗？

拥有了管理体系就拥有了立法权，它规定必须在固定的地方行医，所好扁鹊那时还没有这规定，（否则）他是个游医东走西荡就是触犯法律了。尤其是现在路上如果有人昏倒，会抢救的医生也不敢抢救了，因为这叫做非法行医。卫生部门为什么不规定病人如果不在医院里发病，就是非法生病，死了也不应该理他？！法律是管西医保西医的，他们却拿来管中医卡中医。非卡死中医就难以确保西医的小命，如此这般就卡得中医后继无人。管来管去的目的只有一个，把中医斩草除根，为西医垄断市场铺平道路。

与中国出《内经》的那个时期，西方有了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那时候“最为重要及有代表性的希波克拉底的医学著作是教科书《古代医学》。这部著作的主要论题是自然本身具有强大的治愈疾病的能力，因此医生的职责就是培养与自然能力相互协调发挥作用以促使机体恢复平衡的技术。著作的另一些特点是对不同症状的准确描述，对医学地理学和人类学的洞悉以及对气候、社会组织、宗教和政府对健康与疾病产生影响的阐释。”（《医学史》第79页）

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医学理论在那个时期，已经与我们分道扬镳了。他们认为自然治愈疾病的能力，既可认为是外力治疗，也可认为是内力自愈。外力可延伸为医生的能力；内力可延伸为生命的自组织能力。但是，《内经》则完全肯定了生命的内在能力，即自组织能力。并认为，只要生命自组织能力保持平衡，任何疾病都不必怕，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意思。

到盖伦那个时期，西方医学就转向了疗法而不讲理论了。西方医圣盖伦提倡放血疗法治疗发热病，又攻解剖学。他认为，人之所以发热，是因为血液中的毒素太多，只要放掉部分血液，就能退热。这种放血治发热的方法，就思想方法来说，只是认为身体上某处有毛病，只要采用某种手工技术，把这地方治愈了，病也就好了，这是利用外科技术治内科病的萌芽。这种方法被用来治感冒发热，用了2000年，直到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治死了2000~5000万人，流感发热的可怕形象便被宣传开来。这样就更远离希波克拉底的“自然能力”说了，但却使阿司匹灵一下子就铺开塞满全世界的药店了。

这时期的中国医圣张仲景著《伤寒论》，与盖伦就完全不同。《伤寒论》即治发热的理论和实践，以方证为治疗的准绳，其中对辨证、治疗、用药的讲究，给中华民族的后世留下了非常明白的规矩。例如以“六经”分类，以“传变”说明疾病的动态性及其变化的规律；完全不同于那盖伦简单的放血。《伤寒论》单讲发汗，也列出好多条不同的方法和规则，以及误治后的救逆方法。所以，在盖伦同时期的中国，治发热的规律已经被我们基本掌握，而在西方除了简单的放血外，辅助以甘汞通便、草药发泡三种。至于如何对待不同体质的人，西方医学更加无法涉及。治病本就应该因人的体质而各异而异，必须个体化的治疗，西方医学是不可能企及的。我总是与患者明白地讲明，无论什么疾病，它之所以能治愈，全靠你自己的能力，如果你自己没能力好了，即使是神仙，也治不好你的病。因此，有一个明白的规则必须记住：不管治疗或检查，凡是伤害生命自组织能力的一切检查或治疗方法都是错误的，不科学的。

看病的病人体质既然各有不同，就不应该同用某种统一的药物。治病方法的个体化是医学的根本问题，因为，是每个生命在生病，生命的个体特异性决定了治疗必须各自不同。内科治疗，西医几千年也没有解决好，道路就在3000年前决定了：医学应该无为而治、自由发展，但权力的干预把它们只当做技术和商品而忽视了学术的提高。而中国自古至今，行政权力从没对医学的学说自由实行干预，使中医医学得到自由发展。此后的中医界，又在 《伤寒论》的基础上增加了（针对）温病、瘟疫、气虚、阴虚、阳虚……等各种不同体质的发热，分别治疗的方法，使之更加适合个体化治疗。这就是我国在各种疫病流行后，中医参加取得良好效果的原因。非典流行后，中西医治疗的对比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由于这些报导已经很多，我在此也就不重复赘述了。

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医学发展的历史，古代西方政教合一，所有关于生命的思考都是违法的，因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生病只能求神来帮助，所以，祭司就被当做医生。这种单纯靠祷告治病免不了漏洞百出，才出了个希波克拉底来纠错，他反对迷信、占卜和巫术。“医学作为一门技术、一门科学以及作为一种具有重大价值、令人尊敬的职业而得到确立，是与希波克拉底的生活和工作是分不开的……”（《医学史》第77页）从这个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希波克拉底那个时代，医学已经被当作形而下的技术和谋取职业的工具，与《内经》形而上的理论拉开很大的距离了。在《内经》那个时代前，中国有政治没宗教，高智慧的圣人述说医学与生命的问题不受神的压制，无拘无束，按自然规律发挥了。

盖伦放掉静脉血会降低毒素含量，实际没任何依据。但在生命和健康研究极其贫乏的西方，这种粗陋的技术，也就流行起来，一直用了2000年。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许多病人因放血治疗而死亡，被宣传为感冒厉害。近几年本在中国人眼里无足轻重的感冒，在西方制药公司的舆论和科普下，恐怖气氛浓郁，就似凶刹恶魔降临，全社会风声鹤戾，卫生部门层层布防，“全民皆兵”。不去想一想：任何微生物都受气温、干湿度、光照的限制，根本不可能自由传播到全中国。制药公司则把早已储备的防疫疫苗推销一空。这实际在演双簧。

从盖伦设想治发热用静脉放血的疗法后，尽管放死了很多人（例如华盛顿也被治死了），但医疗一直沿旧习而不改。其实不是不愿意改，而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改，也不知道该怎么改。19世纪，著名医生路易斯对放血疗法做过疗效对比研究，认为这种方法不好，但1912年，他的崇拜者医学家奥斯勒仍在他的内科学教科书上认为，“如果病人年青而健壮”，在患肺炎早期，仍可推荐使用放血疗法。这说明，疗法改革的困难不同于任何一种技术。直到阿司匹灵出世，才取代了这种野蛮的治疗方法。但仍没人知道不管是放血退热、或用阿司匹灵退热、或者用现代的抗菌素加激素来退热，在病人发热时使用退热的方法就是错误的。20世纪后半期，西方的非主流医学的医学家们发现，绝大多数发热现象乃是人的生命自己组织抵抗和消除疾病的生理现象，西方医院里的医生才逐渐放弃施用退热的治疗方法。但这种退热的方法在我国，仍方兴未艾，医生们不愿放弃这一能赚钱的绝招：利用输液来发病难财。

西方医学是整个体系搬过来的

西方医学被管死，停留在疗法上不得进步，这就是迄今为止西医内科医生不能治好病的历史原因。他们不在乎能不能治好病，却在乎能不能赚钱。西方医学打着科学医学的牌子进入我国，医疗机构搬来还不算，还必须把管理机构也一起搬过来。否则，医院的生意就不会很快兴起来。

病人也是人。人是有思想意识的。思想意识的正确或不正确直接关系到疾病的治疗结果。但是，自古至今西方医学并不关心疾病的结果，而是只关心通过治疗赚病人的钱。这就是他们迄今为止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理论的原因。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西方医学，医疗实践中的不断失败就不可避免。

为什么他们治疗上都很失败，而生意却又如此之好？那是因为他们是成体系的。中世纪在西方你只要进了医院，就很少活着出来。生病的人不愿意去医院，凡是进去的，都是被强迫的。强迫，就是使用行政暴力，强迫少数病人进医院，是为了多数人的好。西方的治病方法是对抗疗法，把疾病看作敌人，把病人也看作敌人。这与上古时代巫医对病人实施吊打如出一辙，在现代西方医疗中利用行政暴力可谓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中世纪的西方医院如此危险，为什么也会有生意？除了行政手段，当然还有媒体报导、“宣传教育”等一系列的工作配合成套。现在虽然没有使用暴力强迫入院，但是医院运用医保手段统制辖区居民的就医选择权，医生使用言语恐吓病人行径越来越普遍了。这就相当一种暴力——软暴力，甚至比硬暴力更坏。医疗市场化迫使医院和医生不得不使用种种软暴力以增加医院的收入——此乃生意经也。

现代医疗使用了诱饵，这就是医保。医疗费可以报销。医院医生治病，不是靠治疗的有效而出名，使病人慕名而来，而是一系列的市场手段和行政手段搞起来的。我国主流医学控制了医保报销权，指定给你可以报销的医院，没生意的医院生意就会很快好起来。美国人民首先发现医保的问题，很多人不愿意报销而宁可自己掏腰包去替代性医疗机构看病了。这才使得“当统计资料表明，20世纪90年代，30%以上的美国人采用选择性医学治疗，创造了一个几亿美元的市场时，医学界才大吃一惊。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公众对选择性医学的兴趣正在增加而不是下降。21世纪的一份调查表明，40%以上的美国人使用或正在使用选择性医学，大约75%的美国人相信祷告的力量，85%的美国人相信某些食物能治愈疾病或增进健康。”“1998年，迫于国会的压力，美国国立卫生院提高了选择医学办公室的级别，该办公室是于1991年由国会提供资金建立起来的。同时，国立卫生院还建立了美国补充医学和选择医学中心（NCCAM），该机构的职能是，评估选择医学、支持有关临床实验、给公众提供信息和建议。”“为了回应日益高涨使用选择医学浪潮，世界卫生组织（WHO）创建了第一个全球战略规划，分析传统和选择医学治疗，力图推进其成为卫生保健服务的一个部分。”（《医学史》358~361页）

医保促使医疗机构狮子开大口，医疗费用无数倍地提高，使很多国家不胜其负，都要进行医疗改革。医保体制帮助了现代医学的兴起，也将会成为掘墓者。其实，进行改革不只是医疗的经费问题，更多的是医疗的治愈率问题。笔者发现，令人遗憾的是现代主流医学缺乏治愈率这个词，有的只是“缓解率”。在现代医院中，几乎很少有科室提出治愈的病人数。追踪观察都是长期吃药“维持治疗”。例如糖尿病科、心血管科、高血压科、肾病科……不管哪一科的主任，都是一辈子没治好一个病人的。也许有人会问：“那他是怎么升为主任的？”医院升级凭论文和学分。论文不需要写治愈了几个人，而是写用某药使某病获得缓解。学分的来源主要是听课，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制药公司代表讲解新药物的使用。可见，医院职称的提升，来自给制药公司推销药物的贡献，而不是治好病的本领。相反，替代性医疗却因为运用了强大的“自然治愈力”使很多病人得以痊愈，必然将吸引更多的患者。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现代医学必将成体系地垮塌！

行政权力为现代医院输送病人——医疗享受

最近，我在《现代医疗批判》42页数中看到一段话：

“在每个人的肺里，都居住着数百万个结核病杆菌，但我们能完全容纳它们，而且它们也非常安静地居住体内，并没有向身体细胞发起疯狂的进攻。可是，它们又为什么突然袭击身体的某个器官（经常是肺），从而使我们染上结核病呢？”

这段话值得我们深思。我的认识是：

1、人体天生有容纳结核菌的能力，本就不怕结核菌感染；

2、生结核病是因为生活没调理好使抗结核能力减弱所致；

3、婴儿出生时注射卡介苗预防不了结核病，反而有增加患结核病的危险；

4、治疗结核病的办法不是去抗结核菌，而是调整生活和环境。

既然如此，那么全世界都办起结核病防治院、疗养院，很多国家的孩子从出生后立即注射卡介苗，都等于是多余之举。于是一些不适合注射卡介苗的孩子本来没病，现在却生起病来了。这些多余之举产生的理由当然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好，少数人就应该做些牺牲。此等举措是前已发生，而后来才发现每个人的肺里本就生存着结核菌。问题在于既已发现不对，为什么全世界不同时禁止刚生的婴儿使用卡介苗呢？这说明，结核病的研究还不成熟，这个不成熟的果实先被摘下来吃了。现代医学的不成熟的果实为什么能让大家花钱去买来吃，吃得肚子痛还要自己负责，是因为它的背后是行政权力！

老天爷知道让人类避免生结核病的方法就是先给每个人的肺里装少量的结核菌锻练抗结核能力，以后就不容易患结核病。有的人因为生活过程中没调理好，内部的结核菌作乱得病，生命也会根据具体情况与它们周旋，不会致人死亡。这就是很多结核病人能活到90多岁的道理。

既然现在每个人从出生后就打了卡介苗了，结核病就可以被消灭了，发生结核病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现在又建立结核病防治院就说不过去了。这就是说，结核病是不会传染的，或者，身体不好的人，即使注射疫苗也没有用。身体好的人不注射疫苗也不会受传染。那么，注射疫苗纯属多余。其实，这种多余之举的目的不是防治结核病，而是让疫苗厂家赚钱。

同样，有个事件让人不解，全国极少数人得克山病，据说是因为缺碘。因此需要给全国人民补碘，于是全国人民都吃碘盐了。现在发现很多人得了甲状腺结节病，是因为体内碘多了。营养学家鲍善芬说：“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不缺碘的地方不应该补碘，本应是医政管理的一个原则，为什么得不到遵守？因为医院需要病人。现在，吃碘盐吃出来的病人，远比过去的克山病人多了不知多少倍呢！在中国，人们都把权力当真理。因此，只要是领导决定的，便被人们认为一定不错。碘吃得多了，自然成灾了。

据现代医学研究，认为“甲亢”是因为缺碘造成的，治疗的方法是给加碘，于是制造了加碘盐。加碘盐的价格比自然盐要贵得多，全国的人都吃比极少数的克山病患者吃对卖盐的公司来说利益是无数倍的涨起来的。但是，作为医疗管理单位，不会不知道碘吃多了不好的事实，决定给全国食用盐都加碘出售就必须过卫生部这一关的。如今吃出了比克山病高无数倍的甲状腺结节（包括机能）病人，他们就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了。外科医生忙得不亦乐乎，“甲亢”病人术后变成了“甲减”，药房里的甲状腺素片供不应求，医生告诉患者都必需终身服药。将来此药会吃出什么病来，那谁也不知道。为什么病人急于要求手术切除？因为，医生告诉他们手术后可以避免恶变。没有人知道甲状腺结节是由吃加碘盐引起的，那么只要恢复吃自然盐，就必然会有很多人的结节自然消褪。有的学生三年前发现甲状腺结节有手拇指一节大小，这三年都吃了自然盐，现在这结节无影无踪了。

可怜的现代医学内科——不会看病的医生

“今天，医学工业已成为制药工业的一个下属机构，它现在是世界首富。目前，所有的医生都是受金钱控制的木偶。在自己垄断的地位中，制药工业公司获取了巨额利润。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它们必须要把充足的资金用于蛊惑健康者，即蛊惑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制药公司提供或控制大部分用于医学研究的经费，某种研究只有得到认可，才能获取所需经费；它们给各类刊物提供大笔赞助费， 以便自己在上面做到广告；它们打着举办医学会议的名义，过分慷慨地为医生提供度假的费用；它们还赠送各类礼品给医生。”

（《现代医疗批判》第113页）

对西方的内科医生来说，“医生再也不是一种职业了——这个事实够残酷的，今天的医生仅仅是制药公司市场部附庸。一度受人尊敬的医生如今为了免费的午餐，赠送的礼品和免费打高尔夫球而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灵魂被制药公司所收买。”（见《别让医生杀了你》“序言”）我国的西医并没比西方的好，君不见经常有报道说，某人民医院上百医生接受了药商的回扣。

301医院的赵霖先生和夫人到温州找我看病，亲眼看一个痛风患者，跛着脚来看病，我用一米粒大的艾绒烧一下，就行走如常了。他觉得很奇怪，问我这是什么方法，我说，这叫阿是疗法。凡是到我家用阿是疗法治病的，我都给他们一撮艾绒，叫他自己灸。而且，还告诉他们自己治好了，还要治几个周围的邻居或朋友，全力推广这种灸法，让医院靠止痛药暂时止痛的疼痛科没了生意。因为，止痛药虽立马见效，但副作用比疼痛更危险。前天，瓯海区外贸局有个干部的儿子十岁，半夜发风痛，他母亲为儿子搓脚到天亮，他父亲背他到我家，我见他中趾有点肿，按之痛，灸了一炷就蹦蹦跳跳了。赵老师夫人恰好手腕上有块腱鞘囊肿问我可以治否，我给她灸了一炷就消失了。如果你问一个外科医生，他一定说要做手术。

痛风、关节炎、类风湿、网球炎、肩周炎等等，都可以用阿是灸法。这些都是西医的不治之症，对中医来说却很多是举手之劳。这才是西医要消灭中医的真正原因。中医不倒会抢西医的生意，而且，它也会向人们预示，不久之后，人们将舍弃大部分西医的某些末技而求助中医。因此，他们把中医视为最危险的对手。而消灭中医，最重要的是消灭那些充分掌握辨证论治的老年中医。为什么65岁开诊所是非法行医？道理在此！

我向鹿城区科技局申报“阿是穴治疗研究”这个课题。请来的专家通不过，靠局长坚持才通过了。因为局长有几个介绍来的病人都给我治好了。因此经常有接触，知道这课题的重要，鼓动我申报。这实在是个笑话：外行的局长胜过内行的专家。后来我搞好了课题，结题时又多次通不过，道理是我写的阿是穴能治疗的病太多，只要写一种病才容易通过。最后我只得请一个搞过课题的做枪手，谎了一套，才获得通过。这实在笑话，一个课题研究，事先划定某几个病，研究超过了就不行，这像话吗？后来我想想，西医管课题研究不是为治好病，课题申请表上才把经济效益摆在首位。中医把治好病摆在首位，确实是不符合他们的要求的，不通过理所当然。

中医看病是靠不断积累在群众中的威望而展开的——生意是守出来的。有句话叫“三代出名医”——成了名医才有生意。因为病人找医生看病，医生的举措涉及病人的生命或健康，所以，病人自己就十分小心，要打听谁的医疗经验好、治病靠谱才找谁。初出茅庐的医生有时候连饭也没法混，只得跟着师父过日子。可是，西医一开始为什么就会生意兴隆？窍门一个：抓住行政权力全面开路。门路六条：

1. 一是通过基础教育灌输西医“科学性”权威知识，这一条是对全民进行洗脑的软硬兼施的基本功之一；
2. 二是在主流媒体上和科普活动中大肆宣传西医西药知识，这一条是对全民进行洗脑的软硬兼施的基本功之二；
3. 三是把所有疾病都假设为“不治之症”，对人宣传“目前没有特效药”“目前没有有效疗法”。从伤风感冒到癌症白血病艾滋病通通是“不治之症”，对就医者进行言语恐吓，非要接受他们的对抗疗法长期服药不可，这一条是留住病人客户的软内功之一；
4. 四是假借免费体检，制造长期服药的病人，这一条是扩大病人客户的软内功之二；
5. 五是假手医保制度“指定”大批病人只有到西医那里去接受诊治才可“享受”报销，即所谓医保定点，这一条是旱涝保收的硬外功之一，更是蚕食鲸吞大量纳税人血汗钱的神圣不可侵犯之法制者也。
6. 六是规定中药“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医保覆盖之外。个体中医医疗机构的中药费用自是绝对排除；各大医院里的中药费似乎也可以报销，但是其头上高悬一把大砍刀——额度限制，比如说，50元以上不准报销。这一条是尽可能斩断中医生路的硬外功之二。

如此这般赤裸裸保西医压中医的违宪制度竟然被光明正大地、不折不扣地、无限进行时地贯彻执行。诸君至此不该不明白，我们的最高管理层为西医西药保驾护航，其殚精竭虑之输诚、机关算尽之周密，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果叫西医也跟中医一样无依无傍单打独斗“守三代”，我相信他们一定守得冷冷清清，一个人影也给守没了。

中医是医学，西医是医疗，无为而治是中医本色

我在年轻的时候，由于历练不足，经验不多，对辨证论治的方法掌握运用还不熟练，也还有点相信西医西药。到65岁后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了，听得多见得广了，自己在临床上不管什么病都敢放开手脚处方了，才逐渐加深对西医的认识和理解。例如我治愈多例阑尾炎后，发现不管急慢性都可由中药治愈。平时把急性阑尾炎推给手术认为比较稳当，实践中却发现急性期的中药治疗比慢性期施用更容易痊愈，预后好得多。其他疾病无不如此，例如胸膜炎疼痛：发热、咳嗽、胸痛有摩擦音，用中药可立即见效；而且多数经中药治愈之后，健康水平更上一层楼。而用西药所谓退热消炎就慢得多，而且事后都拖泥带水衰弱多病，健康水平大大下降。

所以，这种65岁就不准个体自开诊所的规定，实际就是为西医铲除竞争强手垄断医疗市场的硬外功之三，本应该列为上述门路第七条。我之所以没有列入上述条目，那是因为近年来，卫生行政部门似乎对此条执行不甚得力，所以我只能先挂在这儿，静观动静而后决之。也许有人会认为不准开个体诊所不是不准行医，要行医还可以去集体单位。我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以后，提出个体医学和集体医学两个概念，后来经过仔细研究，认为应该改称为个体全息医疗和集体工程医疗两种医疗模式。

中医是成熟的大内科医学，自古以来就是个体行医，绝对不能搞“集体化”。 医学是医疗实践的理论提升，行医就是医学的医疗实践，二者相须为用，庶可几于医道，救助众生。个体行医是医疗行为的本色，就是医生个人与患者个人构成一对一全息互动的医疗行为。患者首先是对医生的信任才来求医，这是病人对医生的意识倾向的信息启动，医生通过言语沟通和劝慰，首先就给病人提供完全可以恢复健康的可靠信息，然后进入望闻问切施针用药等等的全息诊疗活动，包括言语疏导、饮食宜忌、煎服方法、追踪访问，这一全部过程都是一对一的全息互动过程。在这一整个过程中，病人始终是主体，医生始终是主导，二者的互信互尊互励这一良性互动全息促进病人更快向愈康复，也使医生获得学习提高的机缘。在这一过程中，最忌讳第三者负面信息的干扰或破坏。即使在医院会诊中，中医高手云集，各抒己见，最后拍定的也只能是某一位医生个人的处方，不可能像西医那样可以通过综合各位意见而后提出一个协定治疗方案。治疗结果是好是坏，完全由医生个人负责，压根儿就没有仰赖集体、单位和医政保护的必要。这就叫做个体全息医疗模式。

中国人把医学分为道、学、术、技四个层次。医学包含道和学两个层次，也就是宇宙万物产生的道理（生生之道）和养生之学；医疗包含术和技，也就是诊断和治疗。我们认为技是最低层次，所以称为末技。循于道、通于学、娴于术、巧于技，何求于保护伞哉！

西医是幼稚的大外科医学，非采取集体工程医疗模式则难以为继：内部依靠越分越细的医盲科室、越用越多的杀伤仪器、越造越糟的化合药物构成流水工程分摊责任，外部依靠医疗机构乃至医政权力的层层保护。如果内无流水工程分摊责任，外无单位医政保驾护航，就寸步难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个体西医医疗事故频发，声名狼藉，危及西医生存，迫使“国家”不得不将其招安收编，重新组构为社区乡镇卫生室（院），庶可一面掩盖西医医技的无能幼稚性，一面扩大西医药财团的敛财覆盖面。东西方几千年的医患关系史，和中国一百多年来严酷的医学现代化现实，已经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中医的个体全息医疗模式和西医的集体工程医疗模式都源自各自的医学体系本身，强制中医集体化一如强制西医个体化一样，全是败亡之路。

中医自古以来就个体行医，绝对不能“集体化”。行医就是医学的医疗实践。医学是医疗实践的理论提升。个体行医是医疗行为的本色，就是医生个人与患者构成的一对一全息互动的医疗行为。患者首先是对医生的信任才来求医，这是病人对医生的意识全息启动，医生通过言语沟通和劝慰，首先就给病人提供完全可以恢复健康的可靠全息信息，然后进入针、药等等的全息诊疗活动，包括饮食宜忌、煎服方法、追踪访问这一全部过程都是一对一的全息互动过程。所以，笔者每治一病必交代患者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就要与我进行沟通：有了效果是好是坏，完全是医生个人的责任；并不需要单位、集体或行政部门加以保护。也就是说，中医不必像幼稚的西医内科那样流水线样分摊责任、没有单位保护就不敢行医。西医治疗内科病的幼稚，全靠采取内部流水分摊、外部医疗机构乃至医政权力的保护伞呵护，才可得到掩盖，才能行得通。

医学理论在中国，完全是一种无私的奉献。这种奉献只有在一个长期处于非市场化的农业大国才能产生的。做中医的越到老年，越觉得它的伟大。伟大就在于辨证论治能治所有的内科疾病。而西医靠解剖学把身体分解成各个科，按科分治，从此走进了误身体为生命的迷宫。以身体上某处之病来治，除了外科切除就别无他法。结果当然是要把疾病当敌人，只有切下来丢掉一法。头痛不能断颈，所以，任何头痛，对西医来说，仍是治不好的疑难病。但笔者一生，所治好的长期头痛、偏头痛，有的甚至痛二三十年的很多。

有一次，我在中医科学院给研究生们做到报告，我说：“癌症是很好治的。”他们问什么道理。我说，只要“见招拆招”四个字。见招拆招就是辨证论治，就是中医生个人，什么病都能看。经过两年实践，我已经可以证明“见招拆招”的不错了。我的记录中，两年来，死亡的只占30%，70%活着。死亡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思想问题没解决好的。我思考中医辨证论治之所以伟大，是符合医疗的个体化原理，也同时是思考如果仲景把这个知识当做“产权”，那就必然会泯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得不到继承和发挥。

中医医学这么完善和完美，只有中华大地才能产生它，这是什么原因？其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奉献精神；其二是长期的农业立国没有市场气息；其三是中华的方块文字变化不多。没有上述三个条件，我认为也就没有中华如此伟大宏博的医学。

我“非法行医”后，却获得了一个大好处，看病的人少了，观察社会、与朋友闲聊的机会多起来了。于是我建了一个网站叫“早叫庐网站”，经常发表医疗腐败的消息和自己的看法，还有自己一生的所见所闻。“早叫庐”的意思来自鄢烈山的一篇文章，说一个早叫的公鸡让人厌烦，最后给杀了。历史大概就是这样由悲剧人物组成的。我就选择了做这个悲剧的角色。

以一个做中医的人来看，“早叫”并不都是叫得对的，有叫得对的，也有叫错了的。例如孙中山、梁启超、鲁迅说中医的不是，就是叫错了的。于是他们相信西医，于是他们在最黄金的年龄段死了，死于西医之手。我认为，他们那个年龄，不管得什么病，都不会死，他们是被医疗害死的。我认为，选择如何医疗是件事关生死的大事。就此，我总结出的一条医学理念：“医疗可救人性命，也可谋财害命”。孙中山等当然不会被谋财害命，但他迷信他们所认为的科学医学，却不知这医学的医疗有大问题。

医学本是不应该分中医西医的。医学是研究为医的学问，它的目的就是维护健康。治病的意念就是把病治好。所以，中医把它称为行医济世——但愿世间皆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可是在西方却不一样，掌握医学研究权的是制药公司。麦克塔格特经过一番调查后说：“如果有个药物公司研究出一种治好病而不是永远‘维持’治疗的话，那么它就会破产。”这就是吃起西药来，永远要维持治疗的道理。医学研究者也一样。他们拿制药公司的薪水，写论文要得到同意才能发表，这“同意”的前提自然是有利药物的销售。如果，中医与西医都为同一个目的服务的，那么无所谓中西医了。中医能治好病，西医为什么治不好病，道理就在这里：目的不同！中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旨处方用药，因为这些药都是老天爷赐给人们的自然礼物；西医只能遵从制药公司的意旨开药，要怎么治病是制药公司付给了研制药物的专家薪水，他们要怎么用（即怎么治疗）医生管得着吗？所以，我说，做西医的医生怪可怜的，脑袋手脚全被制药公司拎着呢！

医生为什么做不了如何治疗的主？因为西医医学本身性质是“集体”性质的，叫做集体医疗。医生属于集体流水线中的卖药这个环节。制药公司属于制药这个环节。制药之上有研究这个环节，但这个环节上的人员的薪水靠制药公司来供给，他们也只能乖乖地听制药公司的话，叫他怎样就怎样。这才形成了一种必然：没有化学药品，就没有西医的内科医生。因此，西方只有医疗而没有医学了。

西方的医疗管理权力管死了中医

如果没有化学药品，就没有西医内科。化学药品还只有100年的历史。也就是说，西医是靠化学药品起家的。治所有的内科病，西医用了不到100年的时间。这是“秒光年”的速度。

治病，没有那么简单，上海有个老中医叫孙起元。年轻时患重病在上海西医治疗无效后，被名中医恽铁樵治愈，这才觉得中医学的博大精深。解放前他大学毕业在交通界工作，业余从事中医的研究。60年代在上海长海医院配合西医化疗治白血病10年，观察无一例获救。即使这样一无所获，迄今为止的西医治白血病，仍然是老办法我行我素，没一点改进迹象（这说明医学医疗方法的改变之困难。只一种白血病，尚且如此，现在西医的病竟有六十万种之多）。后来孙老独自治白血病，却治好了许多人。（请阅《白血病人将获救》，台湾三友图书公司印行）书中病例都有二三十年的追踪。这说明，治病需要一个长期的追踪观察过程。一个病的治疗，一种疗法的实施，成功或不成功，都需要多年的追踪观察。所以，医学是门学问，是一套知识体系，不可能用几百年或一千年的时间完成得了的。而且，它还必须是开放的，不断增添新的知识。

孙起元先生是上海人，治病的经验是上海的经验，在上海不能出版这种治白血病的经验著作，却要由台湾来出版。医学经验的积累是一代代来的。中医被管得不能积累经验，这是什么道理？家里有人得白血病，送医院就可能倾家荡产还不够，你现在说能治，医院不是没了生意吗？因此，有权力的就不让出书。虽然没明讲，出版不了才会在台湾印刷。

阅西方的医学史的记录，他们在公元前1700年的美索不达美亚那个时代，已经有了管理医疗纠纷的法律：“那些对医学史特别有意义的法律——关于外科医生、兽医、女助产士、奶妈的法律，也根据法律来处理伤害罪。其中有九个段落规定了医疗费的管理以及关于病人的地位、适当的收费和处罚关系的详细阐述……”这说明西方的政权，早就将医学管理起来了。因此，政权更迭，也会影响医学的变化。我相信西方与东方，一定也有同样长的文化历史。他们积累不起系统的医疗实践资料，完不成医疗经验向医学系统理论的转变，一定与他们的文化历史有关。

西方医学无法积累，也就是他们的医疗实践，积累不起成为医学理论，道理就在于政权经常变更，掌权者制订法律都往自己有利的方面靠，影响了医学的自然积累。因此，医学就停留在疗法阶段，无法上升为理论。可见，政权的不干涉是医学自由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国的FDA承认现代医学只是一种对抗疗法。对抗疗法的意思就是视疾病为敌人，非消灭它不行。从古代巫师到现代医学，这种看法没有变更，这就说明西方医学没有进步。古代巫师认为疾病是魔鬼缠身，只有把病人吊起来鞭打驱赶魔鬼，与现代医学治癌用化疗药物杀死癌细胞治癌不是如出一辙吗？中世纪的西方医圣盖伦，认为发热是血中有毒素，采用放血退热法就延传了两千多年，直至阿司匹灵研制成功才放弃，很多人因放血而死。近代最厉害的一次是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死亡者达2000~5000万人。所以，医学如果只停留在疗法上不得上升为理论，那么，以行政命令强行实施，那必然是一场灾难。

复兴中医，从孩子抓起

中医所好现在还没有被完全消灭，这才可谈复兴。现在看看有点复兴的希望了，但却又遇到一个坚硬、狭窄的“瓶颈”通不过去，这是什么道理？我们应该就与看病一样要找出生病的原因。

现在觉得中医复兴不起来毛病在中医院看病的贵族化吗？是老中医权利太大了吗？是中医研究上的不足吗？是正规中医与民间中医的矛盾吗……我觉得都象题外话，一点也抓不住问题的核心。既谈中医复兴，就应该先知道中医如何被灭，如果不知道这个被灭的原因，也就没法谈复兴。

中医原来是主流医学。西医学是随着传教士和西方枪炮声而来后，中医便被迫退位。刚解放的时候中医与西医从数字上说还差不多，王斌当了部领导后形势大变。后来，王斌的施政纲领因毛泽东反对没直接贯彻，但西医上升的形势和基础早已形成大格局。所以，毛泽东撤了王斌，也救不了中医被边缘化的命运。这是因为整个文化界思想界全向西方倒了。所以，想要复兴中医，还得找文化的根子，要复兴，先兴文化思想。全国各地有许多地方的幼儿教育《读三字》，背《千字文》、《论语》、《内经》，反正离经叛道了，不受教育部门的欢迎，是好是坏很难说，几十年后才知道。

不过，这么做对发展中医是有利的。发展中医，需要一大批有古文做基础的学子做后盾。中医学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不懂古文，很难学会做一个好中医的。古人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说明古代人对自己的一生，也有个规划，有了文化的人，考不上做官的，就立志做中医。说明有了古文化，学中医就比较方便。这是什么道理？古文中有中医的常识，或者与中医有关的哲理。

抢救老中医是关键

全国真正按辨证论治而不是按病名治疗的老中医已经不多了。我说按病名治病有似刻舟求剑。因为，疾病是动态的，日夜在变化的，只有辨证论治才符合疾病的动态性原理，也符合医疗的个体化原则。按病名治病是千人一方，不承认生命的个体特异性。个体特异性的意思是认为任何不同的人，都是根据自己的抗病能力与疾病周旋，其所表现的症状都不一样。辨证论治就是根据这些表现的不一样而进行治疗。因此，中医能治所有的病。

我有个姓朱的患者，开始时，他看到我在报纸上发表的治愈青光眼的故事，打电话给他在深圳的患青光眼的外甥，叫他来温州治疗，我大概只诊治四五次，外甥来看青光眼好了，后来孩子发烧，带孩子来看了，之后，从此不再吃感冒药和到医院输液了。我的患者很多都是一家人来看的，本来毫不相识的，再后来连婆婆、丈夫也来了。她是江西人，江西有两姐姐，一个得肾炎，一个是失眠，都被她带来看过，也许是我的手气好，吃的中医都有效。有一次，她父亲来温州，左脚肿胀。我用针刺脚腿小静脉放血，开了活血祛瘀的药方，也好了。另有个姐姐患腱鞘囊肿，医生叫她做手术，因为害怕，就拒绝了。我只是在肿处用米粒大的艾绒灸了一炷，一周后消失了。此方法已治愈好几个人了。实际只需要用眼睛瞧瞧就马上学会，远胜外科刀，既方便、又省钱。中央保健局的专家赵霖，带夫人来温州正好看到我用这简单的米粒灸治好一个发痛风的患者，也说自己有腱鞘囊肿，便灸一下，一星期后也消失了。问我这是什么方法，我说叫阿是疗法。我用这疗法治痛风、风湿痛、网球炎、关节炎、类风湿、腱鞘囊肿骨膜炎、强直性脊椎炎等，已经有不少人了。要是问：中医究竟是用什么方法治病的？我认为，中医是利用生命的自愈能力治病的，就这么简单。不管什么病，人的生命也同时在抵抗疾病，医生只是帮对了忙。

以上所述，只是说明一个老中医的治疗能力，为什么会远胜一个医院的所有科室？道理就在于不拘泥于疗法，年龄高，阅历丰，见识经验多，没有专业的约束；另外还有一个根本与西医不同的指导思想：医生的责任是治好病，不是只要卖出药，或者赚到检查仪器的钱。

现在的老中医，有的因受西医的影响，也用病名治病了，变成半中半西了。有的为了生活，或为了赚更多的钱，用西药比用中药更多，辨证论治生疏了。有的为了省脑筋，也用西医的诊断仪器了，他们根本想不到这样无异乎自我消灭。因为西医治疗与仪器检查（诊断）“分家”——诊断不影响治疗。诊断只是为得到一个搪塞病人的病名，或者推给外科手术做依据，而治疗仍然是与症状“对抗”。这些做法，都是使真正的老中医遗留不多的原因。而且，在老中医中，有的有保守思想，不愿意公开招徒；有的有秘方而不愿外传；有的怕暴露自己的弱点……等。

因此，为了免使中医学后继乏人，我率先表态愿意公开自己的一切，毫不保留地传授任何人。而且，我认为利用现代科技设备，把一个老中医变成千万个老中医。如果有哪位企业家愿意无偿投资添置设备，将我的治疗实践公之于世，使现在中医学院的学子直接观看一个老中医治疗实践中的方法和疗效，本人必积极配合做好这一永垂万世的事业。我相信只要老中医们一致努力，中医必将迅速摆脱“瓶颈”，迅速壮大。中医学必将普及世界，成为世界的主流医学！

复兴中医，关键在政策一碗水端平

以下所说，只是笔者个人设想，应该不应该做，那是政治家的事。

一、政策待遇

一碗水端平：我们认为医学乃是生生之道，是救助生命、维护健康之明学。不论按照医学的本原意义，还是遵照宪法的条文规定，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医和各民族医学）与西医必须实行完全、彻底的平等政策待遇：一碗水端平。

二、制度设计：一律无为而治

1、撤销卫生部，划归环境保护部卫生局，专管环境卫生事务和领导国内西医的有关事宜。

2、取消中西医结合政策和制度，制定医事法，侧重于：

（1）划清中西医学界限，中西医必须各自固守自己的医事范围，不得超越。中西医治疗实践中可以互相配合，但是在医学学术上绝对不能相互混淆。

（2）医疗事故的处理法律条文，法院设立医事法庭，独立执法，专门受理医疗纠纷案件。

3、让医学医事回归自然社会本位，国家不再统制医学医事，不拨款，不扶持，原有的医院房地产收归国有，医院可以实行租用，所有设备均由医院自筹自办，自负盈亏。

4、取消医保制度，就医者医疗费用一律自掏腰包。贫困者的医疗费用，可以向社会公益机构、慈善机构或个人申请补助。

5、国家对中西医施行不偏不倚的放任自律政策。有关医务事宜一应由就医者自己选择。中西医可以自办行业协会、学术团体。

6、开放医学出版自由，让中西医学各自出版报刊和书籍，国家不予干预。

7、一切公共媒体不得刊登医学医药广告。

8、中西医学学校一律由中西医各自筹办各自招生，国家一律不予扶持。原有的大专医学院校校产通过拍卖，交由得主自行处理。原有的教职员工实行分流处理，所剩下的没有着落者，可以作为退职处理，发给生活费工资。

9、取消医务人员的职称制度，医事法中对医生的称呼一律改为医工。作为过渡，原有的有职称人员由国家制定分流方案之后，所剩下的没有着落者，可以作为退职处理，发给中级生活费工资。

10、中小学教育中增添民族医学（主要是中医学）内容，起码与西医学内容平衡。中小学课本中有关医学的内容必须标明属于何种医学，是西医，还是中医、藏医、蒙医….

11、所有以上这些条款必须全部写入医事法。

三．中医内部问题：正本清源回归大道

【正本】

1、道：溯洄流之，开展上溯上古中华无神论思想（山海经等），发越形而上元气全息生成论哲学，易经、道德经、内经三大经典大学习运动（永续性运动而非瞬间性活动），重新确立东方思想体系。

2、学：确定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为中医四大经典，为医者必须终身学习，坚定中医学术思想。

3、术：确定辨证论治为医术治疗方略。

4、技：确定针灸、方证为主要医技形态。

【清源】

1、明确认识西方形而下原子还原构成论乃是与东方元气有序全息生成论相互对待的哲学思想体系，二者高下有别，不可抑高就下，误导视听，误入歧途。

2、确立东方明学乃是与西方科学分属于各自哲学体系的学术体系。二者的思想方法、观察思路、思维逻辑、学术取向大异其趣，不可同日而语，可以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各自独立发展，不可就一而害两。

3、清理清除百年以来特别是近六七十年来科学化现代化污染在中医界的恶劣影响，从思想、理论到教、学、研，从管理到临证，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清理、清算和清除运动。

4、成立中医同业协会，负责医工队伍的申报定级事宜和人才培养的规划路线模式，实现独立自主，无为而治。

5、选派中医老、中、青和学（院）、个（体）、草（根）代表参与医事法起草工作。

【回归大道】

1、以500位国家级名老中医为骨干，期以十年，每人带5个学生为限，以师带徒方式培养2500个学术继承人。以1000位各地优秀中医为老师，各带5个学生，限在5年之内，以师带徒方式培养5000个中级临床中医。各地个体草根中医可以不受限制地各自带徒培养自己的学生，估计在5年之内可望达到数万之众。

2、提倡一技之长者或家传或授徒，把方技传给下一代。成绩突出者由同业协会授予奖励。

来源：摘自《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没本领的医生》，主编：高浩宇。图片来自网络/编辑整理：微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