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德孚（60）：围绕着临终的问题

围绕着临终的问题

潘德孚生命医学（2015年01月19日）

我的岳母，85岁时生病不愿意治疗死了。子女要给她请医生她不愿意，说：“人老了早晚总会出一个病死的。如果所有的病都能治，人岂能死得了？”假设她愿意治疗，能再活下去吗？可能性已极少了。尽管现代医学可以让病人戴氧气罩、打强心针，这样就能挽救一个濒临死亡边缘的老人吗？那么她不生心脏病，也会生别的病，死亡就不可避免。既然死亡不可避免，不让其自然死亡，而是给带上三四条管子而死亡会好一些吗？

据说，许多人之所以把年老的父母送医院抢救，花几个钱不在乎，是因为怕人说闲话，说他不孝顺。然而，这样给他的父母戴上输液管、导尿管、氧气管、鼻饲管……做胃镜、肠镜、气管镜……让他们痛苦地多过几天后再死就能算孝顺了？人总是要死的，年龄到八九十岁，死亡不是一件坏事。我的外婆89岁死了，大姨叫我们都不要哭，外婆高寿去世，应该高兴才是。可是，对现代医学来说，这些人它都能救治，只要拿钱来，给他们插上各种各样的管子，拖几天，反正我能赚钱，你就慢点死，管你痛苦不痛苦！没钱的呢？能活的年轻人它也不救！这就是市场医学的真面目。

死亡是生命的必然，要有个正确的思想准备

死亡是人生的必经之路。死亡既然不可避免，我们就应该直面相对。如何正确对待死亡，这也是每个人应该知道的常识。

国外办死亡学校，也是让我们能正确对待死亡。意大利南方城市阿戈脑奈有一所世界首创的“死亡准备学校”，定时授课。“学员们能加深对死亡的了解，能体会死是一种什么感觉，以便当真正面对死亡时能从容一些，还能减少临终时的恐惧感。与此同时，通过对死亡的了解，使人们更加珍惜现实生活，更加舒畅自在地生活。”“我国重视死亡教育是近年来才开始的。在这方面，香港、台湾，起步相对较早，如台湾的医学院均开设了死亡心理学课程。而大陆仅山东烟台市护士学校自91年开始增补了死亡教育课程。在大学中，目前武汉大学和南昌大学仅从哲学方向去让学生了解死亡，开设了死亡选修课。因此开放死亡教育，将正确的生死观念广植于民间，排除死亡恐惧和忧虑，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支持。”（见温志大：《走向天堂》第3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

哲人说：“人生举轻若重，重在价值；人死举重若轻，轻在自然。”

姐夫的临终，一生积蓄经不起几天住院

最近，任宁来电话说，姐夫任恕仰面摔倒，撞着了后脑勺昏迷不醒，问我有无救治方法。我只是个普通的中医，对这种外伤，说实在的：束手无策。我的姐夫，是武汉原同济医科大学的教授，曾同时担任两个教研室主任。因此，后来还做了几任的省政协常委。姐姐也在同一所学校中当流行病学教授。中医的教授是能看病的，西医的教授却是不会看病的。不过，同济医科大学有它自己的医院。一般来说，医科大学的医院既是治病的地方，也是科研的基地，所以，设备都是一流的，医生也是一流的。但是，不管医学医疗的本领如何，会死的人–也就是活到临终的时候的人，无论什么医生，都是治不好的。

我知道，82岁的姐夫，平时就患有帕金森综合征，这次仰面摔倒又昏迷不醒，一定是撞着了后脑勺的神经中枢，故进医院就住监护室抢救。姐姐说医生告诉她很危险，苏醒的希望几乎是零。尽管医生认为毫无回生的希望，但医院仍尽力治疗，每天用去药费5千多元。姐夫虽然身为教授，每天自己仍须负担2千多元的药物费用，而他的工资每月仅4千多元。姐姐夫妻俩有个女儿，一辈子无多积蓄。我想，可能住院一个月，就会把他们一辈子的积蓄用光。我问姐姐用光了积蓄缴不起住院费怎么办，她说，那只好把姐夫搬回家自己看着。我想，明知抢救无效，也无钱抢救，为什么要死抓着医院，大把大把花钱呢？这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累”吗？

我说，既然在医院里没希望，何不早点搬回家，为什么一定要先把钱花光，再搬回家呢，难道怕医院没钱用？医院里的医生也一样，既然你们没本事救回任恕教授的性命，这里说没希望了，那里拖住病人让家属大笔大笔地花钱，存的是什么心呢？这是一个悖论！姐姐说医生数次要她签名做手术，搞什么气管切开吸痰，被她拒绝。因为她认为气管切开的手术对病人的苏醒不起作用，后来就用了体外吸痰器。既然吸痰器可以用，医生又为什么要出气管切开的馊主意呢？试想：病人苏醒了看着身子全好的当然比看着切开的气管要好，那么，医生拿着单子要家属签名做手术，打的不是使他们得到练习的机会吗？先不说在将死的人身上打主意似乎有点有违人伦；这笔手术费让家属出还是医院出？谁都会做出正确的答案。

现代医学做的是好像它能够拒绝死亡，用尽方法让患者生命延长，似乎可以不管患者生的是什么病，有多大岁数，受多少痛苦，都无关重要，它就是不能让病人死亡。不过，只要病人没了钱，即使真的能救的它也不救了。无怪乎人们说穿白大褂的黑良心。 

来源：摘自《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没本领的医生》，主编：高浩宇。图片来自网络/编辑整理：微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