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德孚(64):“细菌致病论”与“科克前提”


潘德孚(1935–2016),民间知名老中医,执业中医师,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特聘高级顾问,“天下无癌论”的最早提出者。

本文摘自《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没本领的医生》,主编:高浩宇该书是潘老所有的文章集锦,经授权连载。

 

“细菌致病论”与“科克前提”

潘德孚生命医学(20150115日)

 

其实,就西方科学界而言,自从19世纪细菌学家巴斯德提出了细菌致病论之后,对不对还没有定论,西方科学家们一直在争论。

 

“细菌致病论说是一种有缺陷的理论,因为它好像只有一段时间里行得通,而在大部分时间里根本站不住脚,因而,细菌和病毒均受到了人们的怀疑。与感冒相关的病毒有很多种类,但并不是每个接触它的人都会染上感冒。有一种与结核病相关的细菌,接触它的人很少有患上结核病的。大量不同的细菌与霍乱相关,但并不是每个接触它们的人都会染上霍乱。”

《现代医疗批判》第54页)

 

“细菌致病论”被心怀不轨的制药公司所利用后,就成了恐吓武器,它们接二连三地制造了各种各样的病名,上演了此伏彼起的各种传染病闹剧,最大的莫过于结核病了。人们的肺中,本就存在着几百万结核菌的,因为有几个结核病人的死亡,就使它一下子全世界出名。世界各国办起了结核病防治院、研究所,大多是免费收治结核病人的。这当然是由国家出钱财,让制药公司老板发财。可是,一个世纪下来,结核病治理怎样了?得不到答案了。既然每个人的肺里都有结核菌,那么,只有消灭了全人类,才会消灭掉结核病!

 

“19世纪著名的细菌学家罗伯特·科克便提出了一系列的规则,它们以‘科克前提’而闻名。只有符合了这些前提,才能证明某种疾病是由某种细菌引起的。这些前提如下:

 

1.必须在所有疾病中都能找到致病的微菌(细菌),但健康者体内不能存在微菌。

2.细菌必须能从病人体内分离出来并能进行培养。

3.细菌必须能传染给新的宿主,并能引起原来引起的疾病。

4.必须证明宿主当时患有的疾病是由该种细菌引起的。”

(《现代医疗批判》第54页)

 

科克前提是比较纯正公允的科学准则,是在没有受到市场介入影响的科学界中产生的。但是,现代医学却从来没有同意,也更不愿意遵守这个前提。

 

在我国,面对医学科学问题,面对生命交关的医学问题,只要代表某方面的权威人物发话,受众们就唯唯诺诺傻乎乎听吩咐照办。如今,面对禽流感H7N9恐怖宣传和治疗失败,没有人能进行独立思考,没有人敢于调查研究,没有人敢于揭露真相。这,又是为什么?

 

细菌致病论的一个致命错误是忽视了人与微生物的相互适应性,也就是生命的适应性。当时,与科克同期的微生物学家鲁道夫·弗乔说:“如果我能重生,我就会全力以赴去证明:细菌是在寻找其自然生息地和患病组织,它不是组织患病的原因。”另外一些科学家根据研究推知:“某些细菌,像脊髓灰质炎,首次感染并引起疾病后就再未离开人体,它们不再具有致病性,尽管它们在人的一生中呈惰性状态,但仍然存活。”“还有一个学派是探索人体活细胞的内部组织,其发现是:从未被感染和健康无病的人体细胞里能够提取细菌。它们是活性细菌,尽管在人体组织里生长,但从不引起疾病。”(《现代医疗批判》第44-46页)这些反对细菌致病论的科学家们所研究和发现的结论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微生物是与人类共存于这个大自然里的,不是敌对的,而是共生共存的。现代医学把微生物当作敌人,也就是把人类自己当做敌人。这就是对抗疗法之所以错误的原因。

 

美国已有不遵守“科克前提”的先例

 

但是,据我所知,现代医学因为赚钱心切,微生物学家们为了出名,根本不遵守这个前提了。例如发现HIV病毒的罗伯特·加洛教授:“1984年4月23日,卫生与公用事业署在华盛顿特区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罗伯特·加洛发现了一种新型病毒……1984年4月23日,还发生过另一个事件:由加洛设计的一套检验程序在美国申请了专利。这样一来在美国培养病毒的比赛中,只要能佐证自己首先冲线,那么,其中名誉及其带来的优惠就不言而喻了。然而,证明某种病毒是否确实导致某种疾病的‘小’问题却仍未得到解决。”

 

“迄今为止,艾滋病HIV理论一直是在缺乏证明的情况下获得支持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它是由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美国健康研究所发起和正式开展研究HIV的。这种可信性足以使各地的人们毫不迟疑地接受病毒理论。下面这个事实尤其重要:对病毒了解较多的医生为数很少,了解‘反转录’病毒的医生更少,自从HIV正式公布以来,美国健康研究所的工具——疾病控制中心与食品、药物管理局,就一直通过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来加以支持,只认可与HIV感染有关的观点,坚决排斥任何与HIV理论相左的研究数据,无论它们多么有价值和富有独创性。这出HIV哑剧差不多快要结束了,它的演出时间极其漫长。……1983年就发现HIV的卢卡·蒙塔格尼尔教授,已公开声明自己不再相信HIV是艾滋病因。罗伯特·加洛博士,以欺诈手段宣称自己是的第一发现者,他于1984年首次提出了HIV假说。但加洛现在也转而不相信HIV理论了,其原因在于,他的可信度下降了,而且,对弄虚作假的调查工作,也降低了美国健康研究所的声誉。”

(《现代医疗批判》第93-94页)

 

专家小组澄清了HIV科学家剽窃案

 

法国科学家指挥官美国的罗伯特·加洛博士窃取了发现艾滋病的名誉。经过一个调查组核实,现已澄清了其不端行为。

 

法国科学家廉政办公室,用了两年时间调查了加洛课题组科学剽窃的罪名,然后做出了上述结论。

 

尽管洗清了加洛的不白之冤,但仍然指控加洛的主要合作者米库拉斯·波普韦克进行了科学剽窃。对于诊断检测HIV程序商品化的专利权使用费等问题,仍存在着争议,初步商定美、法两国享用同等使用权。到昨晚为止,还不清楚这个协调是否会改变。

 

巴斯德研究所里的科学家们指控:美国的研究专家尽管利用了卢卡·蒙塔格尼尔的艾滋病毒,却未给法国课题组以应有的荣誉。专家小组的调查结论部分支持了这项指控。

 

调查结果还表明,美国的研究人员,在收到法国样品以前,就已成功分离出了HIV样品。但是,因为法国是最早分离出病毒的,所以应该把功劳归于法国。

 

在1987年巴黎与华盛顿的协议里,正式确定加洛博士和蒙格塔尼尔是HIV的共同发现者。法国参加调查的全权大使休伯特·柯里恩认为,应重新讨论拟定的问题。

 

“从上面这个调查报告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两年的调查已找到充足的证据,完全可以指控加洛最亲密的同事波普韦克犯有科学剽窃罪,但同时,指控波普韦克最亲密的合作者加洛的证据却显得不足,这就是说,加洛不知道自己的密室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吧?他们肯定以某种方式串通好了,因为,如果他不知道自己实验室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怎么可能会了解在细胞和病毒的微观世界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法国的科学廉政办公室具有很高的权威性,由此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出:自1984年人们几乎全都轻信HIV理论以来,对艾滋病的医学研究管理始终与儿戏无异。与此同时,在某些无能、欺诈和渴求金钱的集团里,一直都散发着臭气。”

(《现代医疗批判》第95页)

 

美国政府参与疾病造假

 

证明某种病毒导致某种疾病的‘小’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其主要原因有两个:

 

1.还没有发现可靠的证据能够表明HIV导致了艾滋病。

2.相当多的证据能够表明HIV没有导致艾滋病。

 

迄今为止,艾滋病HIV理论一直是在缺乏证明的情况下获得支持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它是由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美国健康研究所发起和正式开展研究HIV的。这种可信性足以使各地的人们毫不迟疑地接受病毒理论。下面这个事实尤其重要:对病毒了解较多的医生为数很少,了解‘反转录’病毒的医生更少。自从HIV正式公布以来美国健康研究所的工具——疾病控制中心与食品、药物管理局,就一直通过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来加以支持,只认可与HIV感染有关的观点,坚决排斥任何与HIV理论相左的研究数据,无论它们多么有价值和富有独创性。(《现代医疗批判》第93页)

 

我们应该知道,美国之所以能把医药的生意做得如此之大,是因为它的国家政府参与了微生物造假、疾病造假。美国的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国家健康研究所、疾病控制中心等有关国家部门,以医疗的名义,利用疾病防控(贩)卖化学药品,利用药品发明专利权,发动了对世界的经济掠夺。这种掠夺,是利用卫生行政组织,以权力制定法律法规,以打压庸医之名义,把全世界的民族传统医学统统取缔,任由医院里不会看病只能开三单的,比一般庸医更庸的医生,装上专家的牌子,为制药公司推销药品。

 

人的生命,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体内体外生活着亿万微生命,一贯和和美美,同生死共患难。人不可能因为带若干变异的病毒,就会突然丧失了抵抗力,马上引起死亡。人体上本来带有自然界中无数的细菌和病毒,怎么不会致人死亡?人与微生物在地球上亿万斯年和谐共存已经是普通的常识。过去,我们曾经认为人感染了脑膜炎细菌,才发生了脑膜炎;人感染了白喉细菌,才生了白喉;人感染了结核菌,才发生肿结核病。后来却发现我们的肺里,本就有结核菌;人的咽喉里,本就生存着脑膜炎症和白喉菌,那么该如何解释呢?

 

当然,生命也有它的核心部位,核心部位被侵犯容易引起死亡。例如人的意识系统是生命的核心。西方制药公司知道这个“秘密”,才会制造癌症死亡的恐慌,首先摧毁病人的意识系统,然后进行开刀、化疗、放疗一步一步抽光榨尽病家的人和财。现在国外许多人知道癌症是慢性病了,不恐慌了,拒绝西医对抗疗法,寻求各种自然疗法和中医中药疗法,治疗走慢慢来的路子,因癌症治疗而死亡的人已经大大减少了。

 

西方制药公司在癌症治疗方面也难以再售其奸,退而就在传染病方面寻求突破点,近年来非典、猪流、甲流、禽流种种病毒恐慌轮番不断风起云涌,每一次都有西方财团准备好的大量抗毒药品和疫苗跟着上市,就是明证。不过,这一次有点特别,H7N9是我们中国人自主发现,其应对药品帕拉米韦也是自主批准上市的,不再仰赖西方“应急”供应,在经济上算是有了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恐怖宣传也有所节制,看来“进步”不小;然则,在医学上在诊疗上却完全是跟在现代西医尾巴后面追和赶,确实是倒退十万八千里了。 

 

来源:摘自《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没本领的医生》,主编:高浩宇。图片来自网络/编辑整理:微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