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德孚（66）：马来西亚中西医结合世界抗癌大会感言

马来西亚中西医结合世界抗癌大会感言

潘德孚生命医学（2015年01月15日）

马来西亚抗癌协会于10月27日召开中西医结合世界抗癌大会，请了20多位抗癌专家去演讲。我跟抗癌协会的会长黄振彰先生不熟识，赵建成向他推荐了我。于是我也挤上了“专家”的屁股，做上了这次大会的半个“专家”。还专门注明是“世界顶尖中西医结合兼自然医学专家”，我算是荣幸地沾了他们的光，出席了这个大会。

怎么样的“中西医结合抗癌”？

“中西医结合”这牌子曾经很时髦，故全国大办中西医结合医院。实际上，所谓中西医结合是个误区。我觉得这牌子与我的观点相背，不想去参加，数次致信黄会长，他却非常热情，坚持力请，根本推不了。我觉得中西医结合像一碗生饭与一碗熟的饭拌起来，仍然还是生的一样。

科技部中医战略研究组组长贾谦在他的调查报告中写明：“中西医结合是消灭中医之路”。其实，现在办中医院、搞中医课题、研究中药的成份分析等，几乎都会消灭中医。在现代西医掌权的这种管理体制下，其实不管提什么口号，都会对中医的发展造成损害。

辛亥革命百年以来，在中医问题以行政方式的近代科学主义的做法，突出的有四次。

第一次是1912年北洋政府‘壬子癸丑学制’确立中国教育的学制系统时，“漏列中医”的事件。

第二次是1929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中央卫生委员会上，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

第三次是1950年卫生部主要官员采纳余云岫的《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按照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用西医基础医学对中医洗脑、改造的做法，所实施的“中医科学化”行动。

第四次是1958年以来在“中西医结合”名义下所推行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医西化”。

正如《医医》中所说的那样：漏列的要害是废除，废止的重点是挖心，改造的目的是西化，结合的本质是改造。

挖心、改造、西化的矛头，一致指向中医的基础科学与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中医的基础科学与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是中医学的核心，当这些科学、技术核心在西化、改造中消亡之后，中医的生命力便彻底地终止了。所剩下的“内、外、妇、儿的治疗各科及其方剂、药物等”，就蜕变为“依附于西医基础医学的一种经验疗法，或者游离于中医基础科学与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之外的经验医药”，这种失去中医科学、技术体系的经验疗法与医药，也就蜕变为消亡边缘的“枯枝、败叶、干苹果”了。

所以《医医》强调说：这种做法其实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对中医所实施的“灭汉兴洋的悲剧，在中医故乡的重演”。“洗脑—改造—西化，可谓是日本针对汉方医师进行的‘灭汉’三重奏。这其中，最可怕的是时间的持续”。历时五十余年之后，试看今日西医乱用中成药的现象，试看中医一张方数十味中药堆积、杂投的现象，少有科学知识和理性思维的人，恐怕都会吓出一身冷汗的。（李致重：《告别中医西化》）

李致重先生说得对，从1912年的北洋政府的“壬子癸丑学制”，到1958年的“中西医结合”的半个多世纪，中医曾经经受四次文化和行政的剿灭。最后一次的“中西医结合”，实质是以前三重奏的具体合围的实施。也就是说，前面的三重奏只是讲在嘴上，画在纸上，是思想行动的准备，最后的“中西医结合”这一招，耍起真刀真枪来了。时间同样达半个多世纪。它对中医被歼灭所产生的灾难是全球性的。现在，全国的中医，基本上都被“结合”了，有几个不以西医的病名治病的？

毛泽东是一个深知中医好处的人（解放区被国民党封锁，西医西药极缺，靠着中医维持这社会的平衡，许多中央领导人生病，是中医给治好的；流行病在解放区，没有现在宣传得这么可怕）。这些事宜当然也会对他产生影响，撇开他的政治能力，在学术上，尤其是在哲学思想方面的造诣和见解，对中医医学的认识，自有他独到之处。这才阻止了50年代卫生部长贺诚和王斌毁坏中医的一系列行政措施。后来王斌被撤，贺诚做了检讨，全国办西医学中医活动。这些活动只是延缓了中医的毁灭期限。因为，从全国思想到组织，尤其是组织体系，都已经全是西医的人马了。加上毛泽东自己的思想，也接受了“五四”全盘西化的影响，“中西医结合”只有从他的嘴巴里出来，才能全面得到贯彻和落实，才有全国各地大办中西医结合医院的狂潮。

这次马来西亚会议的产生，足以证明中医基本上已经沦为阶下囚了。尽管来参加会议的人都是出于好心，他们确实是不知道这里面的一二三的。有了“中西医结合”，自然就有了“中西医结合抗癌”。不过，我听到的这种抗癌方法，是先让西医做了手术，进行化、放疗后，就“结合”给病人辨证论治，开中药方。这样做，能算中西医结合吗？

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展过“尼克松总统战胜癌症的战争”运动。多年后，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宣布：这次“战争”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在于“癌病毒是患癌症的结果，不是原因。”而且下了这样的结论：“那些不治疗者比治疗者，生存的希望要大。”说穿了，美国对癌症的治疗失败了。我们治癌的技术，是70年代一大批专家到美国学来的。美国失败了，我们能成功吗？现在大家在讲坛上推广自己治癌的技术，难道比美国还要好？这不是吹牛吗？我说天下无癌的意思，是认为癌症是西方医学在制药公司的指挥棒下制造出来的，本就是乌有之物，不值得害怕。这好比有人说他见到了鬼，并动员了很多人去打鬼，结果是鬼没打着，却打得大家头破血流。这就是治癌的现状，故笔者归结为一条医学理念：以病名治病，就像刻舟求剑样的愚蠢！

可是，现在竟然有无数的中医，也都说自己能治癌。处方用药，无不都是半枝莲、白花蛇舌草、猫人参等寒凉所谓抗癌药，或用守宫、蜈蚣、斑蝥等有毒药，其用意仍是攻击癌肿块、消灭癌细胞之意。其实，这是正中了病名治病的圈套，忘却了辨证论治的原理，因而疗效不佳。故笔者作《铁杆中医宣言》，主张凡铁杆中医，必须坚持辨证论治，不可须臾稍离。

郑文友倡“癌寒论”，董草原倡“癌热论”，不是自相矛盾，而是给我们作为辨证论治的规矩。笔者倡“无癌论”，是希望为中医者，治病时面对癌症患者，必须心中无癌，才能坚守辨证论治的阵地，才能提高对癌症治疗的有效率。信或不信，光凭想像，不要妄下判断，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明白。

对于西医内科治疗学来说，首先必须交代生病的道理，不知道病理，怎么能知道如何治疗。这门学问叫做病理学。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病理学家都是解剖学家或外科医生。他们研究如何从尸体上寻找生病的道理。这说明西方医学在近代，还根本不知道生命与尸体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笔者之所以提：是生命生病不是身体生病，就缘于现在的实际。

后来细菌学产生了，巴斯德提出细菌致病论，于是，细菌学家也参进了病理学家的队伍。细菌学是1890年在伦敦建立的。再后来产生细胞学，于是，细胞学家也参进了西医病理学家的队伍。可以预见，今后这个队伍还会参进基因学家，现在把他们称为生命科学家。这个队伍就在这一百年里壮大起来。现在的医院里的病理科，基本上是搞细胞学的专家。因为，癌症治疗是内科医生的主项，是医院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癌细胞分析首当其冲。

一些老年人生病久治不愈，觉得自己活着虽然无望，但可以利用自己的尸体提供给解剖学家寻找生病的原因，作为自己最后对人类的贡献。解剖学家们在他们的尸体里发现了硬如石头的某种肿块，便认为这是致死的原因。这种错误的想法导致癌症治疗的崛起。西方内科医学被解剖学误导了2000年，始自他们的医圣盖伦。盖伦的解剖学成就使他成为西方的医圣，但却误导了整个西方的内科医学。例如他说发热是血液中有毒素，应采用放静脉血的方法。结果，误导了西方传统医疗方法2000年，治死了很多很多人。生病是因为正气虚弱，才使得邪气入侵。所以治病的方法最重要的是顾护正气，而不是攻击邪气。放血会损耗正气，才会治死人。

内科疾病不同于外科疾病，治疗不应该用身体上的修修补补来处理和解决。内科疾病的研究必须立足于对生命活动和演变的观察。人的生命是个整体，是动态的一段时间，而不是没有生命的尸体所能代表的。因此，用解剖尸体寻找生病的道理，犹似乎水中捞月，竹篮打水，白忙一场。这也说明西方缺乏整体论的哲学背景。因此，才会在16世纪产生莫尔干尼的完全错误的《病灶病理学》。《病灶病理学》被整个西方医学界所尊崇的原因，就是市场经济的需要。迄今为止，西方的内科医学治疗学仍然在这个错误理论中打圈子，没有丝毫的长进。所以，笔者才会提：病灶是疾病的结果，不是疾病的原因。这是问题的关键。

解决西方内科治疗学的误导，如果不追究它的整个构成的经济、哲学的历史背景，谁也无法弄明白现代医学在治疗的目标上为什么越走越远。正如韩启德院士说的：“我始终认为，医学之目的原本是解救疾病苦难之中的人，这包括生理上的治愈和精神上的慰藉。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当人类已经能够将视角深入到细胞、分子乃至更微观的层面，征服越来越多疾病的同时，医学正与它最初的目标渐行渐远。”（见《医学史对我们的拷问》）

癌病毒病因说欺骗了人类70年，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宣布：“病毒是癌症的结果，不是癌症的原因”后，出现了癌细胞病因说。70年代中美建交，中国一大批专家到美国学习如何用化疗药物治癌症，也就是把美国治癌的失败实践当做成功的经验搬到中国来，把美国治死人的化疗药物市场搬过来，把美国医疗界治死癌症病人的实践行为，搬到中国来再实践几十年，让中国比美国死更多的患者。医生们当然不是这样想的，他们的心中想的也是救治癌症患者，实际干的却是把他们弄死。其实，这怪不了医生。因为，在西方的内科治疗中，医生干的事，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用药。他们不是主持疾病研究的，也不知道药物是怎么研究和生产出来的。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把药物用掉。至于药物能不能治好病，或者能不能治死病人，与他们完全无关。

我认为，这不是医生的不好，而是医学被市场绑架了。现在的医学专家、教授们，只要涉及有关医疗实际，丢人事件就层出不穷，这都是西方市场给医学带来的“礼物”，让医学不断降低它的声誉。当然，也有一些教授、专家不知自爱，反以给市场医学当遮羞布为荣。

在现代医学中，错误的概念很多，而且它被医疗普及开来，很难得到纠正。例如“病理”，这个概念被医生们普遍使用，就使得错误的对抗疗法招摇过市，没人追究它的是非了。医生给病人做病理记录，写着“病人发热39℃”，或某处疼痛。其实，发热或疼痛是病人的生命抵抗疾病的一种表现，应该叫做“生理异常”，是生命体的自我调控，不能叫做“病理”。之所以叫做“病理”，是应西方药业公司生产销售对抗疗法西药之所需而发明出来的医学术语。

既谓之对抗疗法，就应该有与之对抗的东西，这东西就叫做“病理”。于是，发热使用退热；疼痛使用止痛；呕吐使用镇呕……正好碰上妊娠妇女的呕吐，制药公司的老板明明知道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但就是不肯放过这个发财机会，遂令药物学家们研制止呕的药物，于是生产了反应停。于是乎上个世纪60年代德国制药公司就闹出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灾难：发现出生了无数海豹胎婴儿。单德国就有近万例。调查的结果是妊娠妇女服用反应停造成的。这就是对抗生理异常的报应。对抗疗法强不是以为是，造成的基本概念错误，构成了西医内科病理学的一大特色。就像一个说谎者说了一句谎话之后，不得不再用十句话来圆谎。圆谎的言语同样也是谎言，仍然需要更多的谎言来掩盖。这样就形成一个谎言的迷宫——西医病理学体系，谁也无法追究了。

西方医学自称对抗疗法，是因为它把一切病人所发生的症状——生理抗病状态，都说成病理，然后利用化学研制药品，消除这些病人不舒服的抗病表现。但现代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病人所发生的症状基本上都是生命自组织能力自我调整的反应，因此，采用对抗疗法基本上是错误的。错就错在它所对抗的不是什么病理，而是抗病的生理！尽管药物学家把药物的毒性减弱到最低点，仍有很多人受不了而死于治疗。这就是西方内科治疗非但治不好病而且越治疾病越多，或在治疗时死人的原因之所在。许多病人之所以死在医院或终身遭受痛苦，就是因为对抗疗法以消灭病人的症状——抗病生理而产生的恶果。

病人身体里有毒素，或受到了外来的感染，就以发热来作为清除它们的手段。因为，发热能提高机体的代谢能力，每体温升高1℃，代谢能力就会增加一倍。病人在生病时绝大多数所表现出来的，都是生命自组织能力的自我维护现象，应该叫做“生理异常”，而不应该叫做“病理”。治疗方法应该是调整生理平衡，而不应该压制症状。发热的退热，就是要生命不再抵抗疾病；疼痛的止痛，就是麻痹生命，不要放出信号。所以，对抗疗法不是与疾病对抗，而是与生命对抗。生命因药物与疾病的两面攻击而加重，而死亡。这就是对抗疗法的实施结果。所以，单从“病理”两字，就可以知道这种医学的幼稚和糟糕。

西医的医学专家不是临床家，是不会看病的

如果我们把中医医生治病的医疗行为称为个体信息医疗模式。古代医生被请到病人家中，不管什么病都得能治，绝大多数都能当场见效。这种医疗模式在我国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实践说明这种个体治疗行为，极其符合医疗的客观实际。因为，任何医疗行为，都是医生对病人的个人负责行为。医疗行为的成功或失败，经验或教训，都会成就该医生的医学进步。五千年全民族的个体医疗实践，在先哲形而上元气生成论的光辉思想指导下，汇聚积淀成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医学理论——中华医道。

人类自从建立社会起就有了医学。也就是说，医学是人类构建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基础。医学的历史就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历史。医疗是医学的具体实践行为。医学史也就是医疗实践的历史。历史是一面明镜，它能照出事物的是非真伪。可是，医学史的著述与其他历史不一样，作者必须是个医疗实践家，也就必须是个真正的、有良知的、有一定医疗能耐的医生。

来源：摘自《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没本领的医生》，主编：高浩宇。图片来自网络/编辑整理：微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