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德孚（90）：法律管不了医疗的事后原因

 (全文约24000字，阅读约60分钟)

法律管不了医疗的事后原因

草根网（2015年08月30日）

大象之死与现代市场医疗的事后原因

一只大象死了，制药公司的老板叫来许多现代的医学家寻找死因。这些人中包括多种其他方面的科学家，例如动物学家、微生物学家等等。老板要求他们聚在一起研究出大象的死因。老板认为只要知道大象是什么原因死的，就可以针对死因研制出药物，然后销往全世界。医学家和其他的一些科学家们就是靠这个工作赚饭吃的。

一个心血管科的专家认为，这大象已经80岁了，解剖后心脏一定不好。于是进行了解剖，果然发现该大象心脏萎缩，心血管瘀血堵塞。他认为如果死前能给它放个支架，就能防止死亡。

另一个消化道科的专家认为，这大象多天没有大便了，可能是大肠有癌症堵塞，应该检查大象的肠道。检查后果然发现这肠道里有个巨大的肿块，于是说是直肠癌引起大象的死亡。他认为如果早点给大象做直肠镜检查，早点发现直肠癌，切除癌肿块，大象就死不了。

有个五官科的专家见大象的耳朵里往外流脓，就认为是中耳炎引起大象的死亡。解剖大象的耳朵，果然发现大象的耳神经都烂没了。因为每个现代医学的病理学家都是专家。专家很多也都很有名气，大家各持己见。专家就是专管躯体某一部分的。每个专家都能讲出哪一个部位出毛病，而且经过核对确实证明他说得对。制药公司的老板无法讲他们说得不对，只能笑着不说。

于是，老板就再请其他的科学家发表意见。那动物学家说，他在尸体上发现了许多蚂蚁，而且，它们越聚越多，正在往自己的窝里搬运大象的尸体。这说明，蚂蚁会叮咬大象，口中有许多细菌，使大象被感染，产生疾病，因而是杀死大象的凶手。

那微生物学家说，他在大象躯体上发现许多苍蝇，是苍蝇带来许多细菌杀死了大象。后来，老板采用了微生物学家的说法，制造出大象病的预防疫苗和抗生素，并在全世界开展宣传，要求各国政府发动一个保卫大象的运动，挽救这种濒危动物。

死亡是生命的结束，这结束却会产生出许多原因；而在多种原因中拣出一种原因来做结论，所有的都是错误的。现在人在医院里死亡，医院就会给你一个死亡的原因，即使某人活到一百五十岁，医生从不说寿终之语，而是要说肾衰竭或心脏病，或肝癌、肠癌等等，这样他们才能显示分科治病的科学性。但是，这个老板却忽略了另一个问题，所有找原因的专家所找到的原因，都不是真正的原因，而只能叫做事后原因。假如有人打官司，被告拿出的是事后原因，法官就会判他输了。为什么医学的事后原因会公然蒙混大众的呢？这里表演了的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立法的话语权被制药老板们把控了！

分科的医学能产生出许多专家；分科的医疗会使许多专家都能有饭吃，但是，分科治病却会使很多病人治不好。从研究疾病的原因、治疗疾病的方法、治病药物的制作、疾病诊断的方法和医疗器械的制作、治病医生培养、教材、教学法的设计、教师、教授、专家的产生，范围之宏伟，让你摸不着边，这就叫做现代医学。实际上它已经不是医学了，它只能叫做现代的市场医疗。只要医学是制药公司老板领导的，它只能是一种不三不四的市场医疗，不是为病人治好病着想的医疗。

市场医疗的特点是：不管被医疗的对象是何人，也不管被医疗的对象的病是否能治好或治死，只要医疗能赚钱就好，总之，一切为了利润。解剖学的特点是什么？人病死后，能从尸体上找到生病的原因。其实，这是掩盖真相的事后原因。迄今为止，这个方法世界各国无不都在使用，大家就不知道它是事后原因。

《大象之死》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现代医疗在西方，曾经掀起一个死后为科学献遗体的热潮，意思是为了科学能战胜死亡，因病而死的人献出遗体做解剖学的研究，使病理学家找到死亡的原因，人类就能战胜死亡。这种稀里糊涂的思想，因戴上了科学的高帽子，把我国的民族迷住了。曾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掀起了献遗体的热潮。现在我写文章来戳穿这个破绽，许多人一定会很不满意，或哈哈大笑。不满意的人是因这个骗局而受益的——钱袋子被捅了个大洞；哈哈大笑者就像看穿某种变戏法的玩意，一下子明白了——原来如此！

一、中医的医疗纠纷为什么“医赖”胜诉

——闲话北京永安堂医疗事故

（一）以肾功能损害重罚中药店是对中医发展坐堂的示威之作

在医院里做医赖，一定会被保安打了，或者被公安抓了；而上中药堂看中医做医赖，这中药堂却被判要高额赔偿。据说，对这个明明白白的错误判决，此中药堂认栽，还要求抱不平者不要干扰；要求那位中医师也闷声大吉。可这477万不是个小数目，怎么这老板会不当回事？其中有什么猫腻谁能知道？我认为只有大家把眼睛放远大点，才能够悟出其中真正的原因。

病人张喜以服中药后，造成肾损害为名，将医生所坐堂的药店，告上了法庭。法庭判决477万。张喜的理由是药中有半夏，半夏会造成肾功能损害。这个官司引起了全国性的哗然。其原因是，张喜的告状过于荒谬。因为，已经被现代医疗有组织地消灭殆尽的中医药，只差这最后的一把火了，张喜和法官这么一来，中医药岂不永远不得翻身了？！

这个判决，展示了判决的法律依据，即：医生用药用错了，病人损失赔偿医生不负责，由药店负责。怪不得药店对医生的药方，监督很着力。金先生的孩子发烧来短信，我给处附子麻黄甘草各3克，药店就是不给附子，说附子是有毒的，不能用。金先生总算用他的如簧之舌，说服了药店买来了药物，吃下去就退烧了。西方医药界用药店控制和消灭中医，是我们想不出的方法。医生开药方，对药物的使用负责是天生责任，怎么变成由药店职工控制了？现在，连赔偿也由药店负责了，是药三分毒，我们还能开药方吗？

医疗是医生与病人之间发生的个人与个人的关系：病人把生命与健康交给了医生处理，医生通过医疗来维护病人的生命健康。也就是说，医生承担的医疗工作，面对病人的生死和健康。做得好，病人生命与健康得到了维护；做不好，病人的生命与健康受到了损害。医生个人接受病人个人的托付，与药店老板一点关系也没有。但现在医疗管理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病人与药店的关系，使病人的赔偿由药店负责，谁敢开药店？医生药方没处买药，谁敢再叫中医开药方？这种方法真巧妙，巧妙在于中医能不灭自灭。

因为，现在的法官判案，不一定根据法律条文，而可以根据以前的判例。张喜和这法官创造这个判例，下一步所有的中医都不能开方用药了。因为，“逢药三分毒”、“药以毒治病”，这是普通的常识。现在全国以医赖为职业的人，就像车站里的黄牛，无处不有。张喜和法官创造这个先例，全国就会掀起学习的热潮，那当然不是闹翻天了！何况真是做中医的，必然是怡淡心性，与世无争的人。既然每样药都有毒，只要有一个病人像张喜一样，就会到法庭相见，想靠这点方子费挣饭吃就难了，搞不好“赔了夫人又折兵”，何必？！

尽管党中央想大力发展中医，然而，在现行医疗管理体制的管理下，让我们看到的却处处是一种无形的阻力，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会把任何一些刚萌芽的发展中医的力量摧毁。中医坐堂也只是一种恢复原中医之尝试，尽管这是现代医疗管理体制的一种松动，还没行多久，张喜和这个法官就演起“双簧戏”来了：看你的坐堂医还能行多久！

我认为，这个社会出现了中医堂发生前所未有的“医赖”事件，而且，这台戏似乎是“医赖”自制自导闹剧，法官在这事件中扮演着被动的角色：叫你怎么演你就怎么演！它创造了一个错误的案例，以便使以后的医赖均可照此办理。此案不可小视的原因在于，人们并不知道一个“医赖”怎么能撬得动法官？事实是它的背后，有着极大的势力。

（二）对医疗纠纷的事后原因视而不见，是人类文化的错误共识

律师和法官都不知道张喜的肾损害是事后原因。这是因为强势的海洋文化的故意误导。

我看了律师的文章，觉得不满意，因为，律师既然是搞法律的，为什么不知道法律中有个规定，也就是关于“事后原因”的讲法。“事后原因”是不能算原因的。你只要拿出张喜的告状理由叫做“事后原因”，这一说，张喜哪里告得起来？法官哪来理由判决？不过，法律可以用于任何地方，就是不能用于医疗事件，无论在中国或美国都一样。这又是什么道理？君不见奥巴马要搞医疗改革，搞得他自己和办公室人员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因为，现代医疗的背后是一个比美国政府还更强大的势力集团！

被告或原告为某事件打官司，要提原因，必须是事前的，必须连在一起发生的事，才叫做原因。如果是事后隔了一段时间发生，再提出来当原因，法官就会拒绝接受。这叫做“事后原因”，不能当原因的。也就是说打官司，用这种事后原因打官司没有用。张喜发现他的肾损害，是用药后隔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了，他提出要求赔偿。但是他根本无法证明在这相隔的时间里，没有别的生活原因造成他的肾损害，如吸毒、性生活、食物、饮水、熬夜……等很多很多的问题，单从饮食来说，这一段时间里，他的吃喝中，可能会有许多东西造成他的肾损害，怎么就单指是半夏吃了造成的？

然而法官相信了，接受了，不要张喜拿证明。那么法官只是张喜的代表，不是法律的代表。律师是给被告辩护的，怎么也不知道呢？这才有糊涂法官判糊涂案的事件发生。律师当然不糊涂，而是一种被文化界所认同的“共识”。这共识是造成世界性的医害、药祸的根源。这种“共识”，使人们忽略了一种现象，例如在医院里，医生给病人今天用了药，明天就检查血液，然后就凭这血液检查判断病人生什么病，这是一种明明白白的欺骗，骗了全人类，就没有人来揭穿。这是什么原因，这叫做错误共识。所以，我们只讲共识，不讲错误共识，才造成错误的判决。而且，这错误的判决还将影响中医的生存。

现在每天全世界都有很多人住院，住进医院里的目的就是查病。但是，住院的病人天天用药，隔三叉五有护士来抽血检查，医生说是查病，病人却不知道这样的查病有准吗。你只要认真推敲就知道，这纯粹是个骗局。但几乎所有的人都陷进去了，而且越陷越深。这就叫“共识”。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谎话不断地重复讲就会变成真理。在科学的大旗下，人们在演出医学的骗局。

医生在使用化疗药之前，就知道使用化疗药的过程之中或之后，有可能发生医疗死亡事件，他们就先让病人或其家属在一张告知书上签字，意思是因用药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损害，病人不能要求医院赔偿，包括死亡与用了化疗药后的遗留损害。因为，众所周知的是化疗药物对造血功能的不可逆转的损害，很少有人能摆脱。例如红细胞、血小板降低发生的出血和经常发烧的现象。即使如此，无数的患者及其家属还是前仆后继地排队签字。

这霸王条款人人都知道签不得，但人人都在签，也就是不得不签。既然这么危险，医生本就不该做，病人及其家属还排着队等待签字。因为，医生告知的是：“不做，很快就会死亡；做了，或许可多活一些时间。”就是这样的告知。这好比奥斯维辛集中营，病人像被驱赶着的犹太人，知道走进去就难活着出来了，但你是被驱赶着的，不进去，马上死；进去了，等会儿死。被诊为癌症的患者，你只能走手术化疗这一条路了，这像是一条无形的绳索套在患者的脖子上，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把他们拉着走向手术台或化疗室。这就是为什么排队缴费等化疗的道理。回想一百年前我们的文化界头子们主张全盘西化，现在出现这个样子实在令人痛心！

（三）医疗选择有时候是生死选择，为什么许多人都很粗心？

医疗选择，有时候是一种生死选择，在生与死的选择面前，我发现许多人一点也不在意地在医生给他的手术、化疗危险告知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就像仍掉一张废纸那么轻松，到底是吃错了什么药了？如此粗心对待医疗的结果是什么，是永远挽不回来的后悔。很多人都说自己是走进医院，没多久后就被抗出来。既然如此，许多人为什么还是如此大意？前仆后继与现代医疗签署弄死弄残的不负责告知书，原来是有人在做手脚。

一个只有40多岁姓何的患者，台州农民，患咳嗽，去医院输了几天液没治好。于是不相信这地方的小医院，去了杭州大医院检查，却被诊断为肺癌，医生认为必须做手术。但出于心理上的害怕，他拒绝了，只要求做化疗。但医生说要先手术后化疗，不做手术就不给化疗。他只好回家。此人哪里来的好运气？竟然碰到了这样的外科大夫？此位大大夫却运气背，性格倔，碰上了这样不怕恐吓的农民，丢了一笔化疗生意。

农民回到家里，听亲友们说我治好了他们附近的一些癌症病人，于是就来温州求诊。我给他处了小青龙汤7帖，咳嗽基本痊愈，再处升阳益胃汤加减10剂，就嘱他不要再来。我相信，只要他能相信自己的生命信息，而不相信现代医疗的胡言乱语，摆脱思想阴影，就可以一生平安。如果他还担心这片子里影子的大小，再去检查，那么一定被弄死或弄残，后悔就迟了。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医先驱郑文友先生就向化疗治癌发过声讨檄文，他认为化疗治癌就是杀人，执行化疗治癌的医生就是刽子手。但是，这话就像一个小石子扔在大海，一点声响也没有。道理何在？现代医疗是个巨大的体制，你郑文友算什么？！

如果问我有无治好他的肺癌，我认为他本就没有肺癌，我又如何能治好？也许有人认为他已经拍过片子，肺里发现一个影子，又做过活检，证明他肺里有癌细胞，怎么没有肺癌？我认为，农民回家去了，今后的生活怎样，如果他还是认为自己肺里的影子还需要治疗，谁能阻止？有可能还会掉入陷阱。此事需要时间和人力来追踪考察，不是我有能力能够做到的。如果要做，我需要建立一个队伍，即使我死去了，也还有人接着做，这谜底才能揭穿。现在，起码我已经治好了他的咳嗽，使他生活得舒服。而医院的西医不仅没有治好，还使他花了一大笔钱，忍受了气管镜的挖心般的痛苦，好端端的肺，被挖去一块肉。

安吉县，我的朋友陈彪，60多岁去医院检查，说他得肺癌。女儿给我打电话说，明天就要去做气管镜。我嘱他千万别伤害自己，第二天，就从上海飞温州找我，没吃多少药我就叫他停了。至今四五年了，天天在家拉二胡、唱京剧，全家乐呵呵的。安吉因他的影响，不辞辛苦来温治癌症的，天天都有好几班。

这个事件告诉我们，他看不起小医院，要找大医院，然而，大医院不等于有好医生。因为是医生看病，不是医院看病。大医院之传言，是一个大陷阱。我只是一个小诊所，小到只有9个平方米，倒是看好了他的病。所以，治病不在医院大小，而在医生能力。

因我住在一条小弄堂里，我的诊所只有9平方米，我自豪地说它是世界上最小的诊所，就单个医生来说，我却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癌症、白血病病人的病床。因为，在我这里看过的患者，即使几年之后，碰上在家不舒服，都会来短信求助。我的小诊所，曾经接待过中国最大的301医院的主任医生、接待过出名的中国协和医院博士，他们都带家属来看过病。

一个只有2岁9个月的孩子，湖南人，叫朱浩文，发烧送医院，血液检查无异常，挂液退热消炎治疗后，热不退，于是再做血检，白细胞升高，医生说白血病可疑，要做骨穿。做了骨穿后，确诊为白血病。医生认为必须化疗。孩子的父亲却认为，化疗就必死无疑。如让孩子在忍受化疗的痛苦死去，不如在自己的怀抱里生病或安然死亡。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如何正确选择医疗的道理，希望天下父母向他学习，不要一听医生的恐吓，就惊慌失措，把生命与健康的主导权都交给这个你毫不熟识、毫无相关的，而且用语言恐吓你的人。我曾经为此写下了：“用语言恐吓病人的医生，是最坏的医生。”“医疗，虽然能救人性命，但也能谋财害命。所以，有时候，医疗选择是一种生死选择。”当我们面临医疗选择的时候，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然而，很多人还是在乱选择，例如大家都知道手术化疗不好，而且，医生在病人手术、化疗之前，都会给患者或其家属一张危重疾病处理通知，要求他们在这张单子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其内容无非是已经知道疾病危险，医生处理不好出现死亡或留下后遗症自己负责，与医院医生无关。签上这样一张“卖身契”，而且自己还要拿出一笔大钱，医生才肯干。去年300万个左右的癌症病人就这样送了命。

因此而死亡的人中，有钱的只是个少数，大多数是借钱背债的。而且，这一笔债，也许一家人干一辈子也还不了。其中当然会有少数人发生怨愤，觉得自己被医生欺骗了，投诉无着，打官司无钱。就是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性格是好死不如烂活，大家还是争取容忍。只有极个别人性格激烈走极端，这才发生了杀医事件。

发生医疗事件，即使主流医疗是明错，为什么患者不赢官司？

如果现代医疗能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监督体系，我认为，杀医事件永远不会发生。令人遗憾的是现代医疗的这套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却建立在监守自盗的思想基础上的。它借医疗是技术活，监督者必须出自医疗队伍，因此，退居二线的卫生部门官员和退休的医院领导，成了医疗事故纠纷处理者。其结果是，非常明显的错误医疗，造成的纠纷，苦主也打不赢官司。积怨多了，才会发生杀医事件。

梁启超公被割错了腰子，当场就发现了，不仅不要求赔偿，还叫在场的朋友不要声张，免得倒科学医学的霉。他自己愿意为现代医疗卖命倒无所为，但却给社会树立了一个不好的样子，就是在医疗中，很明白的医疗事故是不能声张的这一法律先例。现在的医疗走到这一步，让网上发了医生与强盗比谁强的网文，这对我们该如何看待现代医疗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梁公宽大为怀，但留的好影像是他个人的，坏影响却由老百姓来承受。例如我的一个朋友住院，血糖低了，医生马上给输葡萄糖。几针下来，血糖高了，医生又给注射胰岛素。但又造成了浮肿；于是医生给他利尿药；利尿药服后他皮肤搔痒，医生就给他强的松。强的松是激素，已经人人皆知最坏药物，患者不敢用了，说这医生纯粹在打马后炮，一生气，就出院回家了。在家过了几天，皮肤也不痒了。于是他觉悟了。他说，过去低血糖，只要口中放一块糖就解决可了，现在为什么要兜一大圈？从输葡萄糖开始，到皮肤发痒止，都是医生用药用出来的。医生敢于一错再错，而患者则吱声不响，是什么道理？这不是说明我们的法律，不是对现代医疗情有独钟吗？当然不是！而是因它的势力太大，法律根本要它不得。

我现在治疗的白血病人，已达160多了，我发现，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因发热去医院（或诊所）打针，用过消炎退烧药后，热不退，尔后医生要他去验血，发现白细胞升高。医生就认为可能有白血病，要他抽骨髓确诊，然后，果然诊出白血病来了。但是，这种白血病的可疑，就是患者刚用了化学药品，血液中白细胞升高是必然现象，病人可不可以认为这白血病是用药用出来的呢？当然可以，但是病人不敢做也不会做。

这分明是是化学药品在体内制造的白血病，应该追究药物的责任。即，所谓的白血病，是打针用药用出来的病，这才是真正的事前原因。病人应该起诉并得到赔偿。这么一做，白血病人将马上减少一半以上。但却没一人敢诉讼。如果真的有人诉讼，即使在中国打不赢，我相信在联合国也会打赢的。

而张喜事件，在国内却被大做文章，道理何在？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不是什么全盘西化，而是全盘投降。自古至今，做俘虏投降，投降方相当于做了奴隶，道理对错是胜方说了算。现代医疗既然是主流，就是它说了算，中医只能站在一旁听着，以它的是为是，以它的错为错，没有了发言权。方舟子的《批评中医》，由中国协和大学出版社出版，光明正大；我的《西医病理，百年反思》，已经与某国家出版社签了出版合同，编辑部害怕了，不愿意按时间执行了。因此，我只能找香港的出版社“非法”出版。这个出版社虽不会被批评，但却不能上网卖，因而销售量不高。批评中医可以不担责，为什么批评西医会使得出版社如此担惊受怕呢？是不是因为这是奴隶在批评主子？

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国人真的站起来了吗？

二、白血病产生的事后原因

——血液检验后面的陷阱

（一）朱浩文发热多次验血的故事背后

一个只有2岁9个月的孩子，湖南人，叫朱浩文，发烧送医院，血液检查白细胞和血红蛋白基本无异常，只有血小板稍低。医生的治疗就是给孩子输液加消炎退烧药，其中放的是什么药我不知道，但总应该是医生认为是治病的药，至于它们会不会治好病我们要看结果。医生治病，既然要看血检单，用了药之后，是好是坏当然还是看血检单了。朱浩文的父亲，对这样的抽血化验产生了怀疑，于是，他把验血单记了下来做对比，我把这单子记录如下：

朱浩文2015年6月24日和6月29日在县二医检查血常规，其结果是：

（编者注：一般血常规范围值如下，供参考：

白细胞计数(WBC)(单位：10⁹/L)

男：4-10，女：4-10，新生儿：1.5-2.0； 

血红蛋白浓度(HGB)(单位：g/L) ：

男：120～160，女：110～150，新生儿：170-200； 

血小板计数(PLT)(单位：10⁹/L)

男：100-300，女：100-300，新生儿：100-300）

孩子的血常规，本来是基本正常的。4天输液，使孩子的血常规受到破坏，各项指标，都不正常了。他父亲就开始不相信这医院的治疗了，就带孩子到省儿童医院。6月29日的检查，与7月1日的检查如下：

省儿童医院的治疗，并没有比县二医好，白细胞、血小板还是下降。他父亲只好带孩子回家休息2天后，再到怀化市一医检查。发生的结果人们很意外：

在家休息2天，竟然是白细胞自动恢复正常了；血红蛋白接近正常；血小板保持不动。这里说明，医院的验血和挂液治疗，不仅毫无效果，而且还有害处，即各项指标都在降低。人们当然要问：医院和医生对病人实施验血和输液，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我们不讲动机，只看结果，就知道它的目的了。说穿了，治疗的目的是为了使孩子得白血病。我们不应该责备医生，也不应该追究医院，而应该认真运用我们的中国式的哲学智慧，追究西方医学和医疗的来路和目的。

7月6日，他再带孩子去全国有名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检验，白细胞仍保持正常，但在湘雅输了2天液，7月28日在温州市中心医院检查，却发现白细胞和血红蛋白大幅度下降，而血小板上升到正常。

表格中白细胞4.4，而参考值11—12，可能是印刷出错。因为其他医院都没有这样的参考值。

这样的血液检查，孩子做了7次，三个医院的3次治疗，每次都是将孩子的血常规指标治得降低，因为，血指标低了就会被认为得白血病，难道这就是治疗的目的？我可以肯定，医生与医院都不会这么想的。他们做这工作只是在混饭吃。医疗的目的不是他们能掌握的。也就是说，他们只是把药卖出去这道程序中的工具。

挂液退热消炎治疗后，热不退，于是再做血检，白细胞降低很快，医生说白血病可疑，要做骨穿。做了骨穿后，确诊为白血病。医生认为必须化疗。孩子的父亲却认为，化疗就必死无疑。如让孩子在忍受化疗的痛苦死去，不如在自己的怀抱里生病或安然地死亡。这里告诉我们的道理是：血液检查的后面，实际安着一个白血病的陷阱。

所以，认真对待医疗，如何正确选择，道理在于细心，我希望天下做父母的都要向朱浩文的父亲学习，不要一听医生的恐吓，就惊慌失措，把生命与健康的主导权都交给这个你毫不熟识、毫无相关的、毫无责任感的，而且用语言恐吓你的人。我曾经为此写下了：“用语言恐吓病人的医生，是最坏的医生。”“医疗，虽然能救人性命，但也能谋财害命。所以，有时候，医疗选择是一种生死选择。”当我们面临医疗选择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宁可选糊里糊涂地活，千万不要选明明白白地死呀！

一百年前，我国有位高级文化头头，他说，中医能治好病，但使人活得糊里糊涂；西医虽然不能治好病，却使人死得明明白白。因此，科学被迎来当做真理树立起来后，西方对内科病完全外行的医疗，也戴上科学的帽子跟着进来了。中国的当权者黑白未分，就把医疗管理的执掌权交给了它，称为卫生部。哪知道这卫生部的领导人马，几乎全是清一色的“中医杀手”。于是，他们就大刀阔斧地狠砍中医了。因此，中国人就没有办法糊里糊涂地活，而只能明明白白地死了。

（二）从朱浩文的验血单中看出了什么：验血是个危险的骗局

到医院治病，有一道检验工序叫验血，通过验血，可以分析出病人生的是什么病。可是，世界上的哲学家大概一听医疗两个字，思维就混乱了。否则，这种粗制滥造瞎扯蛋的检查方法是怎么通过科学鉴定的？但是，我们看朱浩文的验血单，不仅变化快，在家玩两天，血液的指标就变正常了，这个变化说明用血指标来确定生什么病，来决定治疗，就毫无意义。因为，医生看着血中某项指标数值降低，是按当时的数值决定给孩子做骨穿，抽骨髓。孩子就得住进医院并进行一系列检查，就是不会再检查血常规。因为他们都知道一检查，这假戏就马上会被揭穿，病人就不会再上血液科住院了。

湖南省儿童医院，根据孩子低烧、白细胞、血小板指标低，给孩子抽骨髓检查，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要浩文立即住院治疗。孩子的父亲表示不相信这种诊断，跟医师吵了一架，带孩子回家休息了2天，再到怀化市一医验血，发现白细胞恢复正常，血红蛋白接近正常，血小板保持不动。这不是表明两天前医生根据验血单判断得什么病毫无用处吗？然而，这种毫无用处的验血判病方法却在全世界所有的医院里实施，人们一点也没有发觉被骗。

医生看着验血单上的血常规数字，只要低于指标数的，都会要你抽骨髓。而病人与家属一点也不在乎。他们相信科学，相信医生的话，说抽骨髓一点也不会伤害病人。其实，骨髓是造血的“工厂”，你把造的“生产工人”抽掉了，还有不伤害的？当然，医生也有不知道的，但即使知道也没有办法，他需要医院的工作，谋取一日三餐之资。

医生要患者抽骨髓检查，这是白血病可疑，需要做确诊的信号。但是，很少有几个人能逃脱“被白血病”的。因为，这个25%的数据是被西方制药公司豢养的医学家拟出来的。既然医生基本确认你得白血病了，他就会有方法使你接受白血病的帽子，然后你就是一个白血病人了。朱浩文的回家歇两天再检查，可谓贡献巨大，我们应该告诉全国的妈妈：你的孩子如果发烧经过用了药的，验血说他指标降低疑似白血病要抽骨髓检查的，千万要回家歇两天再做一次，这样就能减少白血病的发生率，让更多的宝宝过平安的日子。

以做骨穿来证明是不是得白血病的做法和理论更不能相信。其一是幼稚白细胞这个概念，即尚未成熟的白细胞，相当于未成年人。一个国家能把所有的未成年人当敌人吗？简直是瞎扯！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有一个漏洞是：它规定幼稚白细胞达25%以上才能确诊为白血病。这说明25%以下是正常存在的。骨髓是人制造血液的工厂。在这个工厂里，存在半成品是极其正常的。因为，从半成品变成成品，需要的是一个时间过程。为什么要定一个25%的数字作为区分正常、不正常的标准呢？它告诉我们的信息是：所有人的骨髓，都存在一定的幼稚白细胞。为了利用它来制造病人，需要有一道分界线。以前，划分的标准是30%的。后来，贪婪的制药公司觉得这个指标制造出来的病人太少，就把指标降低，定为25%。

前阶段，我接待一位白血病患者，他骨髓检查幼稚白细胞是24%，那医生说，这数字接近白血病危险了，可以打几次化疗来预防。那人说，幸好我已经看过你的书，知道这种欺骗了，就没有上当。今年2月份，网上有篇文章，是北京某大医院一个护士长写的揭露化疗杀死她堂妹的经过。

她的堂妹是个跆拳道的拳手，身体非常结实。因检查身体验血，说她得了白血病，因自己的堂姐在这个出名的大医院当护士，有自己人好照顾，就选定进入这大医院治疗。但是却给治死了。人的生死是十分正常的。但未到天年就灭亡叫夭折，尤其是用药或手术使其夭折是很痛苦的。这文章写出了她堂妹痛苦死亡的原因，也暴露了这种集体医疗体制的内幕。此文在网上发表不到五分钟就被删除，即说明西方制药公司的黑手势力之大无处不在。

（三）被白血病和医疗市场化

以上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本就没有白血病，但是，西方资本为了赚我们的钱，利用血液的变化与它的“科学检查”，制造了“白血病”，又利用科普、医保、医院组织，成系统地引我们上钩，卖出他们的化疗药物赚了我们的钱还不算，还弄死无数的孩子，即使有的没被弄死，也成了长期输血者。用这种输血的方法，使他们的造血功能受到损害，成了一个不死不活者。

输血，又成为现代医疗的救命“杰作”。到处是宣传义务献血的车子，到处都叫喊血库缺血，这里的血液，不是献给前线受伤的士兵，而是因被化疗、输液损害造血功能的癌症、白血病患者，然后把血液卖给他们，几多人又因输血而得益？就这样，全国又被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血液市场。

千万别相信血检！因为血液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保定市公安局干部张思禄，因体检诊断他得了白血病，但他不相信，于是便到北京检查。在北京做了两次骨穿，找了五个专家，讲出了7个白血病的病名，没有一个专家敢否定。但他仍然不相信，于是到温州找我。我告诉他：“你没病。”迄今已一年多，身体健康，并发表了《捕风捉影的白血病》。这里，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千万别相信身体检查！为什么？为了找一个病名，利用X射线在身体里找病灶，不是为治好病，而是使用这仪器的借口。仪器的射线，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使疾病增重，反而对治病不利。因为，身体里即使能找到某个所谓的病灶，也只是疾病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美国医学家罗伯特·门德尔松在他的著作《一个医学异教徒的自白》里说年度的身体检查是个陷阱，现在，我们有许多人却被组织起来检查，实质就是现代医疗利用行政权力组织无知者往这个陷阱里跳，目的是为了使西方的药械能卖给全世界，西方医药业的势力，以维护健康的名义，在世界各国、各部门实施身体检查。这种检查实际上有害无利。根本问题在于它的医学研究者，不是治病的医生，不是靠治病来维护生活的。他们与治病实践根本不搭界，却在指挥着治病。他们的医生，实际只是一个卖药命令的执行者，不是真正会治病的。这就是现代医疗治不好任何病的原因。

“头痛、痛风、心脏病、癌症、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多发性硬化、骨质疏松、经前综合征哮喘、感冒、疱疹和菲滋病——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开列下去，无论‘医学科学’曾作过什么声明和承诺，它们至今仍都是不治之症”（[澳]罗斯•霍恩著，姜学清译：《现代医疗批判》第132页，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6月）。

人们并不知道，现代医疗实际是把现代的解剖学、生物学、细菌学、统计学、化学、物理学等等综合利用起来的大杂烩，并非是一门严谨的、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的学科。

他们又利用了细胞学，来制造癌症、白血病来掠夺病人。

（四）千万不要相信移植能治好白血病

西方的集体医疗体制在我国已经横行了一个多世纪，已经杀死比所有战争死亡加起来还多的中国人。此体制在我国行了一百年，好话讲尽坏事做绝，我希望国民尽快觉悟。本人已著成《现代医疗魔怪化之对策》，将广为散发，传播者都是在抢救生命，功德无量。

用人为的数量给白血病定界限：25%以下是好细胞，26%起它们就是癌细胞了。这还是话吗？好坏的区分用百分比怎么可以决定？这不是一般的决定。一个人被诊断出得白血病，就有点像死刑判决，现代医疗的诊断方法，竟然是如此对待生命，简直在开玩笑！谁都会说这个提议的人一定头脑不正常。而确定骨髓中的幼稚白细胞是不是癌细胞人们怎么会接受？这不奇了怪了？

我国的医学专家们头脑为什么会如此弱智？怎么会接受用这样的比例来区分好细胞与坏细胞的方法？然而，我们不仅相信了，还真的根据这个比例来区分是不是生白血病。明明白白抽骨髓会损害病人的造血功能，使病人的身体衰弱，我们的医生却欺骗病人说，这不要紧，骨髓很快就会再生。即使对一个很年轻的健康者来说，骨髓能很快再生，但一个身体很衰弱的病人，也能如此容易地再生吗？何况，一个经多次化疗摧残的衰弱的白血病人，还是按规定的时间抽骨髓，不是想让他早点送命吗？

医院的血液病科，如此不负责任地对待白血病患者，心安理得地把划定为白血病的患者送上化疗的不归之程，让他们搞得倾家荡产，这样的错误共识，竟然全社会都接受了。这又是什么道理？错误共识之产生，在社会上有个渐进过程，它始源于我们的文化投降主张，也就是全盘西化的主张。我认为，人类想改进，也需要一个过程，不能急躁。

我们已经知道白血病死亡是化疗造成的，怎么能相信这个最新的移植技术（骨髓移植或干细胞移植）呢？实在不可思议！因为，移植者在此前必须用化疗扫除体内的排异能力；即使移植成功了，还必须不停地服用排异的药物。而且，这排异的能力又是人的生命的最大的自卫功能。本来，患者不用化疗，有可能比现在好得多，因化疗使他衰弱了，才会把他觉得非移植不行了。而医生从来不会把移植之前要先用化疗，扫光自卫功能告诉他，也不会把永远要吃排异药告诉他。就像一个套索，等套上脖子拉不出来之后才告诉他。这才是白血病人死亡的真正原因。

刘仁和的微博发表了一篇关于白血病小女孩罗思琦的报道，激起了社会上很多人的关注、争论与对骂。我是治疗这女孩的中医，因此，也被骂为老骗子了。有人开始说刘仁和是个医托，为了洗刷自己不是医托，刘仁和在我的诊所里天天蹲着，把我的患者一个个点名似地报道出去，意思是我不需要他做医托，因为我作为一个民间毫不知名的小中医，必然须从一个病人也没有开始，慢慢地通过自己的疗效，取得病人的相信，使病人逐渐增多，这是一个艰苦的守业的过程。这不同于一毕业就到大医院，排队挂号，排队看病，有的人贪方便，就找院里没病人的医生，很多人都有报销，买药的钱用公家的浪费不心疼。

现在，我单只治疗癌症和白血病，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其他病种一律回绝还是忙不过来。我根本不需要别人来给我介绍生意。另一个意思是，他是向读者们证明，中医确实能治疗任何癌症，根本不需要分科。一个老中医，能治脑癌，也能治肺癌；能治肝癌，也能治胰腺癌；分科是外科病的需要，而不能用于内科病。中医认为，病人无论什么病，都是整体生病，都应进行整体调整，而不能分科治疗。

他的努力实际白废。因为，他的争论对象有可能是被组织起来做枪手的。跟队的则是一些年轻的、没治过什么病的，而且是利益集团中的受益者。既然他们得到利益了，你有什么本事来说服他？何况他们要靠这点利益维持生计，养活家庭。贪欲者对利益是不讲良心的，这才使得美国制药公司能大显身手，用高额的回扣卖化疗。其实回扣仍然来自病人的腰包。一瓶叫格列维的靶向药，医院里卖25000元，病人自己到印度公司只要1000元。有人发现这个窍门后，给许多病友义务代买，却被抓了起来说他违法，为什么？使医院里的格列维生意清淡了。这里说明药的利润既无法计算，也无法监督。正是这些利润使西方制药公司收买了现代医疗， 我们国内也构成一个强大的利益团伙，使它变成了妖魔。于是，病人就成了牺牲品。

（五）中医治疗白血病、癌症的痊愈标准

如上说的我所治疗的白血病人已有160多人了，癌症病人有一千多了，其中治好的人用中医的标准来衡量，起码有一半以上。我曾提议过组织 “中医治疗1000位癌症患者、100位白血病患者的长期疗效追踪观察”，由于本人已臻高龄，又陷入了医治白血病、癌症的日常事务之中，常有力不从心之感，无法组织起这么一个巨大、持久的行动。

常有人问：中医的治愈标准是什么？我认为，在一二个月内生活正常，不用任何药物，自己觉得舒服。如果体表有目测肿块的，则可见缩小、消失，或化软后化脓。总之，只需要二个月，疾病的趋势是可以看出来的。在白血病、癌症的血指标中，除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有一点参考价值，其他毫无用处。

用目测加自觉，来评判疾病是否痊愈，这个标准对不对，不在它有否客观规定的量尺，而在于实践应用的是否成功。因为，要求一个死的客观标准，而忽略了被检测的是个活人。活人的意思就是他的血检指标是不断变化的，是不可能有固定标准的这一事实的。你检测他血液中有很多致病微生物，而他自己觉得很舒服这怎么说得通？机关体检，被检测出来的白血病患者张思禄，他自己觉得没病，当然不相信了。于是，他去北京找专家。走了两个高级医疗中心，做了两次骨穿，问了五个专家，讲了七种白血病的名称。最后，他仍然不相信，就来温州找我。我只凭中医的方法——四诊，告诉他没病。至今一年多活得很舒服，还写了一篇文章叫《捕风捉影的白血病》，并参加了2014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民间中医治疗白血病经验交流会”。假使他相信了并相应地进行了化疗、或移植等其他治疗，也许是痛苦辗转在病床，也许早去见阎王了。

安徽医科大学有个张教授带母亲来找我看病，她将母亲安在弄堂口，脸上满是紧张的神色，将母亲的血检结果拿给我看：癌胚抗原、甲胎蛋白超标10倍，我笑笑问她：“这点东西你紧张什么？血液里的这些东西是不断变动的，控制它的变动是人的生命，要紧不要紧看人，不看单子。”她又问：“磁共振说她的肝区有巨大肿块。北京专家认为如不作治疗，就只有半年好活了。”我告诉她：“我只相信人，不相信片子。你把母亲请过来。”看她的母亲，是一个65岁很壮实的妇女。我看了人，问了吃喝拉撒睡，按了按脉象，说：“没什么大病。”她母亲从椅里跳了起来，高兴地对女儿说：“老先生都说我没什么病了！”

我给她处了10帖中药。我说：“吃完就好了，不要再来了。”张教授将母亲安在旅馆里，还是不放心，又过来问：“真的就这么简单？”我说：“这10帖药是给你当安慰剂的。”现在2年过去了，她母亲什么病都没有。这样的人我已经见到很多了，要是说，这些都是误诊，谁能相信？如果张教授真的听那位看片子的高级专家的话，真的就明明白白地死了——明明白白地给治死了。

正是这些人中被我看好的病人，到处传播，这才使得我现在，一天规定看30个号的规定不仅饱满，还常常被突破，使我觉得累了。我想，最好是明年起歇业，洗手不干，把主要精力用于写作，传给后人。因为，医疗是个体系性的东西，我一个人去反，是反不了的，就像愚公移山，需要一代代接着挖。

（六）“白血病，很好治”的理念哪里来？

我的少年同学魏小康退休后，担任了市老科协的副常务理事长，给我讲了他在职期间，曾是市农科所所长。那是20多年前的事。所里的一位还只有27岁的女同志发烧了，送温州一医住院。医生给她开的都是所谓最好的消炎药，也治不好。经认真检查，确诊为白血病。这样的确诊相当于判死刑，家中父母要求领导出面申请医院血液科召集知名专家来会诊。但是，被医院血液科拒绝了。理由是在温州，就他们的血液科专家是最高的了，叫会诊毫无意义。但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无微不至的。他们的潜意识里总认为判断有错，于是，又打听到有个亲戚在省医院血液科工作，要求转院去省医院再检查。这下子医院没有理由拒绝而同意转院了。他的所里就派所医陪同去杭州。当时的交通极其不便，从温州出院，等到杭州入院，要停药三四天，岂知病人竟然退烧了。就不入院回家了。这简直是个笑话！一个被判为不治之症的，竟然就这么痊愈了。

我想这女孩实在有运气。因为，假设医院答应会诊，这些所谓的高级医生并不是会真的看病的。他们到底是看数据的。然而，医院里出示的数据假使还是这些已经检查出来的，会诊医生只能点头，根本无法提出新的建议。假使要求重新检查，那就可能有些麻烦。因为，血液科的医生一定知道，血液的数据是不断变化不能作准的。就像上面的朱浩文，2天就白细胞正常了，那不是使血液科很尴尬吗？与其发生尴尬，不如拿女孩做牺牲。这就是拒绝的原因。至于去了杭州再检查，发现诊断错误，那是官大一级，当然正确，错了就不要紧。

我现在已经不是五年前的我了，每天都有很多的白血病人和癌症病人挤着求治。五年前，我只凭几个少数病例，说了她们的患病痊愈经历，然后隐约地感到治疗白血病、癌症不难，难在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改变。我采访了得白血病后自学中医治愈自己的吴锡铭后，回家正在议论，却来了我学生潘虎威的妻子。她是永嘉县人，说自己12岁遇到发热，在农村诊所吃药输液半个月不好，就到温州一个著名的大医院检查，查得是白血病。医生要她住院，可是她家连住院押金都拿不出。回家后邻居大妈知道了，到山上采了些草药，服了三天后就完全恢复健康。

我们农村里有句俗话说：“有宝要藏，有病要朗。”意思是，假使家有宝贝，应该藏好，不让人家知道；家中有人生病，就要讲得明朗，让大家都知道，就可能帮他找到能治病的人。我们对待疾病的理念，与西方恰恰相反。西方认为有病是个人的隐私，需要保密，不能告诉别人。现在想想，这种理念，一定是他们医学界有意制造并传出来的，目的是为他们不会治病的医疗本领遮羞。

生病有什么难为情的？有什么是隐私的？假如虎威的妻子当隐私，隔壁大妈不知道，结果是家中拼命借钱给她住院化疗，结果还不是陪钱送命？被认为得癌症、白血病的，你去医院化疗、移植，都是治死的方法。这种连一个农村不识字的老太婆都能治好的病。现代医疗为了能够通过治病掠夺钱财，就制造了什么隐私的谎言。

据《顺势疗法》：“传统西医医生与顺势疗法医生接触、讨论病人的病历或向顺势疗法医生咨询有关病人治疗的方法都一律视为不道德的行为。”如此明目张胆违反患者利益的规章竟然能够出笼，实在无法解释。我当时还想不到这一点，看到传统医生协会制订这个规章觉得很奇怪， 这样的丑恶用心怎么敢如此赤裸裸地暴露？现在我研究医学社会学了，现在想想才觉得有凭据。这是个发现。

这些事例，似乎是冥冥中有人告诉我《白血病，很好治》，于是我写了此文，发表在老科协的科普征文文集上。老科协要给我评奖，上报给温州市卫生局中医处，那处长偶然遇见我说起这事。他笑着说，这个题目就评不了，白血病哪能这么好治的？最近在杭州，我遇到了秦兆虎，他也是个老中医，现在是浙江省健康工程研究院院长，他听了我治白血病的介绍，他说：“白血病有时候比普通感冒还容易，”在会上他还介绍了自己治好的许多白血病人，说来有名有姓，个个都是杭州相当有地位的人物。但是，不能公开说名道姓，有一位还是杭州某大医院的院长。他们是要保名气保地位的。这现代医疗连奥巴马都犯忌，还怕这样的小官？真是相见恨晚。

（七）是中国人就要站起来不要扒着！

不管现代医疗的势力如何巨大，但是，有一点他们没有办法，病人凭自己的意愿选择医疗。在美国，已经有1/3的人民，已不再愿意接受现代医疗，他们转向了自然疗法。可是，自然疗法不同于中医医学，有正确系统的生命理论，而且，还有整体论哲学的思想作为背景。所以，洛克菲勒医药财团把中医作为现代医疗竞争的主要对手，而且处心积虑地加以消灭也是不错的。

我讲的这位兰州女博士，要学一学“自知之明”四个字，不要见是说中医好的就骂骗子。还要懂得一点尊重老人的道理，做一个有教养的女人，如此表现人家会怎么说你？将来怎么为人父母？做医生，不是自己亲自治过治好的病，就不要以为自己已经懂得很多。更不能夸口，做别人的传声筒。另一个道理是要做一个爱自己民族的爱国者，因为生你养你的是你的国家、民族，而不是西方的资本。三是不要不懂装懂，不要把你医院里那些什么教授、主任的话当真的，你说的那些概念、数字，都不是你自己，或他们自己做出来的。

你说：“儿童急淋白血病已经可以算所有恶性肿瘤中少数几个可以完全治愈的类型。儿童急淋白血病诱导治疗缓解率接近百分之百，完全缓解率在百分之九十，治愈率在百分之八十左右。也就是说，这种病大多数人是完全可以治愈的。而且，更为难得的是，这种病的治疗方案绝大多数不需要昂贵的靶向药物和骨髓移植。整个治疗周期我帮你咨询过血液科教授，只需要10到15万的样子。而且，可以医保报销并纳入大病统筹。如果扣除医保报销部分和大病统畴部分，自己只需要出八万左右。如果是新农合，报销比例更高。”

什么叫“缓解率”、“完全缓解率”和“治愈率”，这些概念，教授、主任会说得清楚吗？再看看我的文章：《论中医药诊治癌症的疗效标准》（潘德孚：《天下无癌论》119页）她可不知道，接下去如果问这教授治好者在哪里？这教授可就闭口了。这“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八十”，如果是真的，引用的地方在哪里？讲不出来了。其实，缓解之词就是没治愈。这百分之多少就可随意杜撰。至于这“百分之八十治愈率”，更是无中生有。众所周知，西医，没有痊愈率之说法，而只有临床治愈之说法。所以，说百分之八十治愈率，是无中生有的欺骗。

我的治愈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左右，跟百分之八十相比差多了。这些患者为什么不找百分之八十的来治？这才是真正的骗子。她说的这些话，完全是请教那个血液科教授而得到的，她只是重复了一遍。而自己没有任何实践，就以为铁打笃定，这样不仅会害别人，或许也会害自己。到那个时候，后悔就晚了。

我的一个女患者姓马，绍兴人，60来岁，得乳房癌，在当地做了手术，围绕着做不做化疗，家中分为两派。儿子媳妇在温州工作，都是我的粉丝，受我的影响大，坚决反对；另一派是患者侄女，是西医护士，主张化疗。患者自己不坚定。反对派在温州，与母亲不接近，就被拉去化疗了。岂知几回下来，除了受苦之外，血象急剧降低，自己也觉得快接近死神了，这才放弃化疗来温州吃中药，也许是因为体质还好，吃了没多久就恢复了。

我为我有这个最小的诊所自豪是什么道理？是因为有的人以她身在大医院自豪却不羞。我因我治好了许多被大医院里的大专家认为是绝症的病人，这才值得自豪。而拿大医院给自己做招牌的那些什么博士、主任值不得自豪，因为他们假使没有这个招牌，在家门诊就可能一个病人也没有，赚不来一文钱！即使有病人，也看不好一个。要问为什么没有？因为他们看的病是被规定好的病名，都是吃药吃到死的。如糖尿病的专家、教授、主任，有一个糖尿病人看好了没有？他们都只不过是替制药公司卖降糖药或胰岛素的，最后是使病人血透到死。他们就只懂得开缴费的单子，让病人去缴血透费作为日常工作，这就是他们的看病！

三、战胜非典十年后所想到的

——所谓发现病毒，实际已是事后原因

（一）发现“非典”被授奖，治好“非典”没有奖

十年前，谈“非典”色变，似乎人类碰到了一种非常厉害的病毒，而且有可能毁灭我们似的。但，过不了多久，我们说已经战胜了它，在广州，开了一次庆祝会，发现“非典”病的钟南山先生被授了奖。这一下，使他名闻天下。“发现”病名的钟先生被授奖了；而带领中医队伍，使“非典”死亡率降到最低点的邓铁涛先生却没有，这不是令人感到奇怪吗？

这个事实，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的话题：主流医学不看重如何治好病，而是看重如何发现病！发现病，进行药物的研制，才能促进药物的销售，才能使市场兴旺发达；但是，治好病救了人，被治者好得越快、越多，反而使药物不能投入研制、生产与销售，这是会促退市场的。过去的中药店里都挂着：“但愿世间皆无病，宁可架上药生尘。”可是，现在的药店里却挂着内容完全相反的促销广告：“购药多少元，免费送药多少元”，这不是想让人多生病多吃药吗？棺材店里如果挂促销广告：“买一只大棺材，送一只小棺材！”这当然会被人认为是烂了良心的。烂了良心原本只能偷偷摸摸，而不能这样赤裸裸地公开讲。现在竟然如此公开促销，实是鬼迷心窍，何故？被洗脑了。见怪不怪，脑袋已经打了普鲁卡因，吃了三鹿奶粉，麻木了，不知道医学的目的与市场的目的是完全相反的了。今天我们来开这个庆祝会，应该想到的是：医学不能跟着市场走。

医学是讲治病而不讲市场的；跟着市场跑的医学研究，就必然会背离医学的目的而讲赚钱，不讲治愈疾病的。医学是通过医疗实践表现出来的。现代医学的目的既然与中医学的目的不同，跟着现代医学跑的中医，也就只能表现越来越不能治好病的了。所以，现在中医没落到这种几乎找不到了的现状，我认为早年一定是有许多想法和做法错了的，应该认真做历史性的反思。

历史使人明智，头脑清醒。你要了解中医的没落，请读读张效霞的《无知与偏见》、吕嘉戈的《挽救中医》、曹东义的《挺起中医的脊梁》、《回归中医》等等。海南省中医院急诊室有个女中医，去年看了我的《相信你的自愈力》这书，今年春节后，很高兴地给我来电话说：“看了你书中讲到中医中药治阑尾炎的方法后，这次总算是治好了第一个阑尾炎患者。”这是一个在急诊室已经待了20年的中医师，碰到的阑尾炎患者无数，为什么只治好一个病例呢？因为她将碰到的全部（患者）转给外科医生处理了。这不能不归结到她接受的教育和给了她饭碗的省中医院，让她只能做外科医生的业务员。

生病也有时运的。这一个病人因为运气好，腹痛发热正是春节前，又不愿意在医院里过大年。生病的时间与病人的性格，加上这个中医生刚与我谈过话，这些条件凑成开中药、用中药的条件，两次中药方治愈阑尾炎，患者花的钱不上千元，与手术治阑尾相比，相差何止十倍？市场为什么不齿中医？中医既赚不来钱，又治不好病，何怪在现代社会里被边缘化！？

中医自古以来本来就能治各种各样的病，却因现代医学的“进口”，带来了“病名”。以固定的病名，使用固定的药物治病，是反科学规律的。因为，疾病是动态的。早在1850年前，我国医圣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运用方证辨证，分经论治，几乎囊括发热病的治疗。我们运用至今，无不应手取效，说明它符合医疗规律。然而，与张仲景同期的西方医圣盖伦，却传下了错误的治病方法：放血退热。以“退热”为指导思想，以“放血”为具体行为，统统是错误的。故自1934年阿司匹灵发明后，这种错误的医疗方法被废止了。但是，见发热就“退热”的指导思想未变，因为它符合市场的利益。只有错误的治疗，不断地制造死亡，才可以不断实行“被病”的阴谋。

中医学院的学生，接受了以病名治病的教育，被培养成外科医生的手术推销员，使中医成为不会治病的“伪科学”，被边缘化。中医学院的学生，因而成了中医学家的“掘墓人”，后继乏人了。这个状况，可能由治非典而改观。大家来开会记念这一个转折点，有一定的历史意念。

（二）中医中药为什么能治好“非典”？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非典”仍是个病名，叫我们讲中医中药如何杀死非典病毒，我们仍然无法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证明：把病毒放在培养钵里，你能用中药煎熬好的汤来证明它杀死病毒或抑制病毒吗？当然不能。那么，我们仍然摆脱不了“伪科学”的指责。所以，在这里，我十分赞赏会议召集人提出的问题：中医如何治好“非典”这个话题。

自从我发表了《天下无癌论》之后，最近几年，全国各地都有人来找我治癌症。有治好的，也有治不好的。这些人，都有病理切片证明。只有安吉县的两个肺癌患者，是在病理切片还没有进行时给我打电话被我阻止了的。我告诉他们我治病不需要切片。这两位患者没吃多少中药，现在活得好好的。有一位还不到40岁，服药期间也天天上班。有一位65岁，说他得了肺癌，天天去钓鱼、唱京剧、拉胡琴。

我常常告诉被我治好的癌症患者：“不是我治好你的病，而是你自己治好自己的。”这是什么道理？病人战胜疾病，靠的是他生命的自组织能力。做医生的最重要的工作是维护病人的生命自组织能力，而不是损害它。这就是我不愿意肺癌患者做病理切片的原因。中医为什么能治好“非典”，就是因为中医的四诊八纲的诊治原则和原理，都是能维护病人的生命的自组织能力。这就是美国为什么不惧怕非典，因他们对待发热，只是喝喝开水的。美国非典的死亡率统计是零；而我们平均死亡率是：北京7%、广州3.4%。因为，我国的防控部门与医院医生积极宣传发热的厉害。

 “非典”为什么西医治不好？病人发热被送到医院里，医生使用药物来退热。发热既然是人的生命自组织能力的一种自我维护的表现，使用退热的药物来退热的治疗当然是错误的、有害的。医生使用了错误有害的治疗方法，病人的疾病起了变化。医生又使用X射线检查，发现肺里有阴影，这阴影本来是治疗错误生起来的，却又被医生解释为生病的原因，进而用穿刺损害肺组织的方法，来证明病人被非典病毒感染。“非典”之所以不治、难治，其原因是治疗的指导思想和治疗方法的错误，否则，我们该如何解释美国不治不死人的道理？

人之所以能活着，靠的是他生命的自组织能力。自组织能力是有序的、动态的。因此，生病的标志，是它的运行障碍；健康的标志是它的运行有序。故，为了病理切片，要病人做气管镜，用气管镜破坏病人的肺组织，使病人感觉十分痛苦。人为损害生命的自组织能力，不是治病的好方法，而是害人的坏方法。这样一比较，我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凡是有利于生命自组织能力发挥的治疗方法，是正确的；凡是损害生命自组织能力的治疗方法，就是错误的。

（三）我们不应该如此害怕非典病毒

我写以上这个标题，不是完全否认社会上有流行性疫病，但是，科学的研究已经证实，组成人的细胞质里的微小粒子，是人的生命存在的需要，如果没有它们，想动一根指头也很难。而它们却是由细菌为自己的生存而缩小的。这也是人之所以不怕任何细菌、病毒的原因。但是，人类的防疫似乎在走一条不符合人类健康利益的道路；它在为推销药品和疫苗而努力，故意把人类引向错道。

大自然本就是先产生了单体的微生物，而后才逐渐发展起来，最后才出现高级的人类。对微生物来说人是一个像宇宙一样的大生物。因此，它们也就把人体当做了它的生存空间。人类如果要生存下去，也只有允许这些微生物在体内生存。微生物要生存，人类也要生存，只能互相容忍。有意思的是，人体中的每一个细胞，对它们不仅不排斥，而是和谐共处。这叫做生命的适应性。人是个大生命，微生物都是小生命。种类不同的大小生命和谐相处，构成一个相互需要相互依赖的微生态系统；而且也与人体生命和谐相处。体内微生态平衡的人，就叫做健康。

微生物就在人体内构成了微生态。亿万年的共同需要，互相依赖，谁也离不开谁了。但市场却又发明了抗菌素，为了生意，市场不得不大力宣传微生物的害处，把它们打成不共载天的、非彻底消灭不可的敌人。然而，抗菌素有生意了，制造抗菌素的老板们赚大钱了，而人类子孙的健康却一代不如一代了。

据说，非典病毒有极强的传染性，被传染上就很危险。其实，这个讲法实际是过分夸大病毒的危险性，贬低了生命的相互适应性，是反科学的行为。我们应该知道，这种夸大的目的不是为了我们的健康，而是为推销杀病毒的药物和疫苗。所以我说，医学是要命不要钱的；市场是要钱不要命的。

我有一个患者姓赵，只有27岁，体检得乙肝大三阳，医生说不吃药会得肝癌，开给他吃拉咪呋啶，还说这药不能停，停了会使病毒爆发，致人死亡。于是他连续服了三年。因药物中毒，一个27岁的年青人，走路也没气力。我嘱他立即停药，告诉他人不应该怕病毒。给他处补气补血的中药。三个星期后，去外地打工了。

无论哪个微生物专家，谁也无法证明这种病毒过去从来没有过。如果过去已经有，它们也就可能参与到人体体内这个生态系统里去了。那么，我们已经与之相互适应，根本不需要如此害怕它们。地球这么大，人口这么多，经过的历史这么长，难道过去就不会生非典？不管什么病毒，都已经无数次地进入过人类的身体了。只要进入了，都可能成为人体的“永久居民”而与人的生命和谐共处。

“如果我们能正确解释大自然的规律，那么，所有病菌都会从对抗转化为共存，从致命的异己生物体转化为难以发现的微粒。大概在遥远的未来，在一个无病的世界里，细菌的后代将与人类和谐地生活于一种混合的细胞质内，这是一种人与细菌完全共生的现象。”（《现代医疗研究》第46页）

（四）我的怀疑

中医本来是靠经验传承的，古人古书都没有教我们怎么治非典，为什么我们能治呢？现代医学就是靠研究微生物治病起家的，为什么不能治？每逢流行病来临，却总是宣传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似的。中医靠生命的自组织能力去治好“非典”，这样的宣传，岂不是自我解除武装？西医因损害生命的自组织能力才越治越重。这当然应该追究医学吃错了什么药？

医学长期受控于医药企业，未来的医疗研究也将依赖于这些公司的资助，这将导致一种趋势：许多主流医疗除了药物和外科手术之外拒绝考虑任何其他疗法，尽管这些疗法得到了许多科学的证明。不少医生拒绝了许多革新者发明的重要疗法，不假思索地选择各种手术或药物，而这些手术或药物其实比现代蛇油的作用好不到哪去。（《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第9页）

上述可知，西方的医学研究并没有掌握在医学家手中，而是掌握在制药公司手中。现代医疗，几乎都是用谎言构成的：从一句谎言出来后，又用了十句谎言为它圆谎，再而又用一百句谎言再圆，于是形成了一个谎言的体系。例如癌症，这个病名是解剖病人尸体得到的。人死了，用解剖尸体来确定病因，说明死亡的原因。尸体上确实有癌肿块，但是，说这肿块导致人死亡，理由说不过去，否则，怎么解释许多患者带着巨大的肿块却活得好好的？尽管，现代医学又拿出了良性恶性之说。然而，实践中我们却又见到被诊断为晚期恶性肿瘤的，因不去治疗，而长期活得很舒服；被诊断为良性的，因去治疗而死了。所以，良性、恶性之分别，也无法自圆。

美国发现HIV病毒的罗伯特•加洛教授，曾经一度天花乱坠地胡诌这艾滋病病因如何使病人死亡的，就像演一出戏剧。于是，被宣传得惊天动地。有个抓带有HIV病毒罪犯的警察，被罪犯咬了一口，因害怕感染，竟然开枪自杀了。现在的罗伯特·加洛教授，却自己也不承认HIV病毒是艾滋病的病因了，这警察不是死得很冤吗？所以，发现病毒与病毒如何干得使人死亡的是两码事：发现，是实实在在的有这个名堂；而这个名堂如何使人死亡，却纯粹是这个“发现”者的想像。把这种想像，当作确有其事，而且大造舆论，却是制药公司的需要。

我认为，非典病毒的存在是确有其事，因为，它确实是在死亡的病人通过解剖取出来了。而非典病毒是否就会导致病人的死亡，那只是“发现”者的设想。就我的认识，从一个死亡患者的尸体上，要找什么病毒、细菌，说它是造成病人死亡的原因，似乎就在演戏，即使病人还没有死亡，也不应该把某种病毒，当做生病的病因。因为，人体里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病毒，很多病毒实际上已经成了人体生命的一部分，找出某一种来说它是害死人的原因，比屈打成招更盲目，更差劲。因此，这种做法，叫被病。

值得怀疑的就在这里：病人只是因发热去医院。医生不知道发热是人的生命在组织抵抗疾病的一种措施，而盲目退热，退不了再而乱用药。因生命是动态的。人体内的各种微生物生态被破坏，必然出现混乱状态。这种状态又被现代医学利用，把其中的某些表现称为某处生病，然后在某病灶里找出一些微生物当生病的原因。这就是现代各种流行病的由来。

（五）“科克前提”证明我们“被非典”了

西方科学界自从19世纪细菌学家巴斯德提出了细菌致病论之后，对不对还没有定论，科学家们一直在争论，于是

“19世纪著名的细菌学家罗伯特·科克便提出了一系列的规则，它们以‘科克前提’而闻名。只有符合了这些前提，才能证明某种疾病是由某种细菌引起的。这些前提如下：

1.必须在所有疾病中都能找到致病的微菌（细菌），但健康者体内不能存在微菌。

2.细菌必须能从病人体内分离出来并能进行培养。

3.细菌必须能传染给新的宿主，并能引起原来引起的疾病。

4.必须证明宿主当时患有的疾病是由该种细菌引起的。”（《现代医疗批判》第54页）

科克前提是比较纯正公允的科学准则，是在没有受到市场介入影响的科学界中产生的。现代医学却从来没有更不愿意遵守这个前提。对不对？读者可以对照科克前提，有几点它符合了？

我觉得，非典不是真正的传染病，而是治出来的病。我认真对照，我认为确定“非典”这个病名，并没有遵守“科克前提”。

情况是：病人发热去医院治疗，医生使用了退热药后，必然有一些人退不了热。于是，医生就会继续使用不同名称的药物，只不过他用药的指导思想还是一样：消炎退热。医生们在医疗实践中却常常会碰到，退热与消炎这两种方法对付不了很多病人的发热和炎症，有的病人会在用药后体温升得更高，有的病人则长期低热不退，有的则变成潮热按时发作……弄得医生使尽退热消炎的药物而毫无办法（相反地这些病人转到中医手中，却能很快退热）。

如此不停地给病人以各种各样的药物，仍然还会有人退不了。医生则还是以同样的指导思想，同样的治疗方法，只是或药名变化，或用药量增加。而这些都是会给人造成伤害的化学药品，好些病人耐受不了药物的攻击，体内的化学药物的毒素越积越多受不了，就给治重起来或治死了。其表现虽然是咳嗽剧烈，呼吸困难，即如西医所说的呼吸道症状。X射线检查肺里有阴影，气管镜活检发现“非典病毒”。医生就判断病人得的是“非典”了。

西医的医学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现了“非典”的。即使，从这个肺部的阴影中取出的确实是“非典病毒”，难道能把它当作发病的原因吗？错了！这是经过一系列的治疗用药后才发现的，只能算是疾病治疗后的结果，是药物退热与生命抗毒所导致的结果，怎么能是产生“非典”的原因呢？现代医学就是利用这种偷天换日的手段，把我们引进错误治疗的迷宫。

这些死亡的尸体被解剖后某些肺组织经检查印证了所谓的“非典病毒”，于是，这“病毒”就成了治疗错误引起病人死亡的替罪羊，进一步就是把它们制成疫苗。解剖一个尸体，随便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找到病毒，为什么只是在肺里找呢？既然无论什么地方都有，那么，起码的原则也必须按“科克前提”来办，可是现在的医学从不这样做。这次的禽流感只不过表现得更突出而已，被我揪住了尾巴。其实，非典、甲流、手足口病，都是西方内科医学一而再，再而三使用的伎俩，人类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骗？掌握了舆论业的制药业大佬们已不怕说谎，因为，把结果作原因对西方医学来说有悠久历史。因为，“谎话说了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若问何以是？事后的尸体检查确定的东东怎么可以算作活人生病的原因？

（六）发热治疗被垄断，“流行病”的戏做不完

在我国，面对医学科学问题，面对生命交关的医学问题，只要代表某方面的权威人物发话，受众们就唯唯诺诺傻乎乎听吩咐照办。如今，面对禽流感H7N9恐怖宣传和治疗失败，没有人能进行独立思考，没有人敢于调查研究，没有人敢于揭露真相。这种现象完全是在经济的利益指挥棒下产生的。

从上个世纪初，西方的外科医学家挟细菌学侵入了内科医学（生命医学）之后，利用“感染”这词汇与“免疫学说”结合，同时与权力联姻，绑架了全世界的卫生医疗事业，使化学制药业欣欣向荣，利润大幅度增长，却苦了全人类的健康。

广州的中医，“非典”一开始就参入治疗，死亡率3.4%；北京后期参入，死亡率7%；香港没中医参入，死亡率17%；台湾没中医参入，死亡率21%。美国则见发热不予治疗，死亡率是零。可见对发热不加治疗的美国，非典没人死亡；早期中医马上加入治疗的，死亡率最低；后期中医加入治疗的，死亡率较高；西医垄断治疗的台湾和香港死亡率最高。台湾比香港垄断力强，即西医的管理权力大，死亡率比香港高。现在西方对待发热初期的患者，基本上是不治疗。你如果打电话给医生要求治疗，医生会吩咐你只要喝开水和多休息。发热后要不要治疗，如何治疗，应该成为我国医学界重要的讨论会专题。我国老百姓见发热就排队，导致许多人无缘无故地死于输液。

马特·克鲁格，这位罗维雷斯研究所的生理学家认为：“已经有大量证据证明，支持发热是一种针对感染的防御性适应，在整个动物界已经存在了亿万年之久。”他认为用药物控制发热，有时反而会使病情加重，甚至致命。他在实验室里收集了一批重要证据，他甚至还证明了，冷血的蜥蜴，也可在感染时得益于发热：当蜥蜴被感染时，会选择一个温暖的地方使体温升高一些，大约2℃左右；如果找不到一个能使体温升高2℃的温暖地方，则蜥蜴多半会死去。仔兔不能自己发热，因此，一旦患病，它也会找一个暖和的地方去升高它的体温；成年兔能自行发热，一旦被退热药阻断，也多半会死去。（R.M.尼斯，G.C.威廉斯著，易凡、禹宽平译：《我们为什么会生病》第28页，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8月）

人的生命的自组织能力更强，对体温的调节能力更好：“把因感染体温上升2℃的大鼠放进一个很热的小室，它会启动降温机制保持那高于正常的2℃；放进凉爽的小室，它便启动保温机制来维持2℃的发热。这个实验说明，为了对抗感染，大鼠把它的体温调高了2℃。有一个研究，使上千名梅毒患者感染疟疾而发热，梅毒的自然缓解率从1%，上升至30%。研究者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水痘患儿用扑热息痛之后比用安慰剂的，平均要迟一天才能恢复。另一个研究，56名志愿者为试验退热剂而吸入感冒病毒，一组用阿斯匹林或扑热息痛，另一组用安慰剂。安慰剂组的抗体水平显著地更高些，也较少鼻塞，播散传染性病毒的时间也要短些。”

“非典”期间，医政部门下通知，凡是发热病人，规定一律要送大医院发热科，不准送小诊所；媒体则不断发表送小诊所治坏了的消息，号召群众们一定要送大医院。现在，广大民众只知道发热要退热，而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热，这使得退热成为民众的普遍要求，给化学制药业钻了空子。“非典刚去，就马上来个猪流感？继而接着来了禽流感、手足口病。现代医学只有发现病名，却永远没有治愈方法和药物。“狼来了”的故事讲了又讲，人们听不厌的原因是因为它用钱买通强大的舆论导向，使它们有赚不完的钱。

发热果然会使人感到不舒服，但如果不知道发热的真正原因，而贸然进行退热的话，有的患者表面上热确实退了，但实际上造成了伤害。非典时期用西医方法治疗，凡是重病号“抢救”过来的，后来的日子都过得不舒服——这些人大多数患了肺纤维化，因而去世了。“抢救”的效果就是使他们痛苦地多活几年。“抢救”用的药物是大量的激素，“抢救”的目标是使体温退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治疗的方法、实现的目标和使用的药物，统统是错误的。人们为什么没有想治疗的错误，而单只想到发热的厉害呢？这里既有科普的误导，也有医生语言的恐吓，更重要的是现代防控体系有组织地通过舆论制造的恐怖。

来源：摘自《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没本领的医生》，主编：高浩宇。图片来自网络/编辑整理：微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