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博信:谙熟药性、权衡剂量,方可提高疗效


《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是2002年由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至今已再版47次,让无数中医从业者、中医爱好者和患者受益。李老先生用药之大胆,使该书在今天仍有令人惊世骇俗的感觉,不得不说,该书的出版源于时任出版社医卫室主任、总编辑,《中医药研究杂志社》社长的郭博信对于传承中医、提高疗效的独到见解。

 

中医看病,主要是诊脉、辨证、用方

 

中医看病,主要是诊脉、辨证、用方。方由药组成,谙熟药性是前提。谙熟药性只背熟大学课本《中药学》还是远远不够的。真正掌握一味药,不仅要知其然,还要力求知其所以然,才能真正用好它。  

 

比如黄芪,生于中国北方,根长数尺,深入土中,其根体极松,孔道多而大,下吸地下黄泉之水,上滋苗叶。其皮色紫黑,紫可入心补心气;黑可入肾补肾气;气温与肝气相投,故可入肝补肝气;其肉色黄,味甘,入脾,大补脾气而生肺金之气,且诸气皆统于肺,肺行呼吸,是为诸气之总司令,所以说黄芪于人身诸气皆补。我在临床中,不管遇到什么疑难杂症,凡见气虚下陷者,皆重用黄芪,疗效很好。

 

比如我曾治疗一40岁男性糖尿病,极其瘦弱,全身一点气力也没有,走路稍快即气喘吁吁,胸闷气短,两寸根本无脉,关尺脉微弱,稍微能摸着一点,证属大气下陷。令其每日服黄芪30g,连续服了两个多月,人也有了精神,体重也增加了,化验血糖尿糖皆恢复正常。只是服药后出现口干口苦,知服黄芪造成了内热,遂加知母30g同服,又服了一个月,一年后随访,病情稳定。

 

辨证准确,谙熟药性,选对药方,还不够,有时还得用足量,才能取得疗效。

 

2001年曾接诊过另一例37岁男性糖尿病患者,在某医院住院20余日,西医以降糖片、胰岛素之类药品治疗,中医则按消渴证与服滋阴养津中药,口渴虽止,但身体异常消瘦困乏,血糖虽减,但还是时有起伏,小便比常人多数倍,诊其脉极沉细弱,舌苔中心剥落一片,且有干燥裂纹,饮食精神不振,小便时可嗅出糖气与烂苹果味。

 

根据脉证诊为气虚下陷,津液不升,遂处方:黄芪30g,升麻6g,以升津液,佐以山药30g,生地30g,元参20g,麦冬20g以滋阴;并用川萆薢15g以固小便。药进4剂,丝毫无效。思之再三才恍然大悟:此人脾气不足,失掉统摄糖质能力,故随津流出,黄芪量小殊难奏功,再之前医已服过许多滋阴养津药,脾已为水湿浸泡而壅遏,脾之不运必有瘀血水湿互阻,气不返而津不升,故口干不欲饮,法当用黄芪大补脾气,兼以活血化瘀并固肾关。遂又处方:生黄芪90g,升麻6g升津补脾,桃仁10g,红花10g,血竭3g(为末冲服),郁金10g活血化瘀;苍术10g燥湿引入脾经,川萆薢10g利湿而固小便。此药连服两剂,血糖减少,尿量亦减。

 

后每诊皆加黄芪30g,余药不变,渐加黄芪至每剂240g时,小便已近常人,尿中已无烂苹果味与糖气,化验尿中已无糖,血糖亦恢复正常,遂又将黄芪逐渐减少而服之,以善其后,到减至90g时停药观察,一年后亦未反复,此病治疗1个多月,服黄芪5000g多,始收全功。  

 

治疗急危重症,需要大剂量用药。

 

2000年10月6日,我在某医院治过一个心肾衰竭的病人。当天下午6时忽然不能说话,以手指比划心脏,示意此处极端痛苦,不能平卧,呼吸难以继续,面色晦暗,口唇指甲青紫,手冷过肘,足冷过膝,汗出如油,舌红光无苔,脉浮虚大而数(260次/分),血压已测不出,气息奄奄,证属阳脱阴竭,危在倾刻,速予李可老师的“破格救心汤”:附子、山萸肉、干姜、炙甘草、红参(另煎浓汁对服)、生龙牡粉、麝香,因病势危急,用开水武火急煎,随煎随喂,8时许,病势未转,二剂时附子加量,病情稍稳定。11时又服第三剂,附子又加量,病势开始趋缓,至次日清晨6时,口唇指甲青紫已退,四肢转温,还不能坐起说话,脉亦变缓(90次/分),血压160/70mmHg,调理1个星期后出院。使用破格救心汤的关键是附子要重用,这个病人附子用至300g时,才转危为安。大家知道,因为附子毒性大,不敢用,我在临证中常用大剂量附子抢救危重病人,其毒性正是起死回生的药效之所在。

 

谙熟药性,治病时有时不用方剂,只用一味药也能治好病,甚至收到奇效。当然,用一味药治病,剂量就得大。下面举一些我治过的例子。

 

有一60岁男性患者,一连好几天心跳心慌,头上出汗,身上无汗,严重时甚至突然晕倒在地,诊其寸脉大而实,余脉皆正常。此为脱症,时间长了也危险。我用甘草60g,先熬了喝,又再泡着喝,一剂即愈。此即“甘以缓之”也。

 

有一位20多岁妇女,产后失眠已3个月,严重到通宵不眠,遍服中西药无效,疲惫不堪,痛苦异常,奶水也没有了。我诊其脾胃脉沉弱,显然是脾虚胃弱所致。前医根据《内经》“胃不和则卧不安”用半夏秫米汤也没效。我开了白术60g令其煎服,当天即能睡3~4个小时,连服10天后,已能睡7~8个小时,饮食也增加了,奶水也有了。此因土主镇静,土气不足亦睡不着,非大补脾土难以奏功。

 

有一40来岁男子,很瘦,全身疼痛,吃什么药都没效。诊其脉大而空(血少),《金匮要略》说:“男子平人,脉大为劳,脉极虚亦为劳”,此为劳病,我令其每天用生地120g,煎水服之,服了近半个月才不疼了。瘦人多火,此人是血不足的“痹证”,用大剂生地滋阴(补血)降火就不痹了。《神农本草经》说生地“除痹”,除的就是这种“痹”,不是什么痹都除。

 

有一个10来岁小儿患尿血1年多,瘦弱不堪,尿黄赤疼痛,尿到石地板上都染上黄赤色,难以清洗掉。前医开的都是导赤散、八正散等利尿止血药均无效。我给他开了120g甘草梢,让分四五次煎服,服了第一煎尿就变白色了,药尽病愈。甘草梢清火解毒,又能利尿,不须引经药,以梢导梢,服后药力一下子就到了膀胱,杂药乱投反而无效。

 

我举以上这些例子,主要是想说明,作为中医,一定要知道光按照教科书或药典上规定的剂量用药,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够的,特别是对于久治不愈的疑难病、急危重症,必须用大剂量才能提高疗效。

 

像肺癌晚期病人一口一口地咯血,我常在辨证方中加入仙鹤草120g,三五剂药就能止住咯血,不咯血了,病情好转,病人也增加了用中药的信心,有的竟神奇般地治愈了,有的延长了寿命。这些大剂量用药是我个人在实践中摸索的经验,仅供大家参考,不能照搬,辨证不准确,大剂量用药就会出差错。  

 

当然,也有的病,大剂量用药没作用,反而小剂量用药才有效。

 

例如“梅核气”,即咽喉有异物感,咯之不出,咽之不下。我按书本上学来的半夏厚朴汤很少取得疗效,而用白芥子1.5g,桔梗2g,甘草1.5g,硼砂1g,陈皮6g,乌梅9g,利咽豁痰,剂量虽小,每每取效。因为中医有句话,叫“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意思是治上焦的病用药像羽毛一样轻,才能取得疗效。

 

又如春天感冒,头微痛、鼻塞、咳嗽、微热、恶风,此为风伤卫之轻证,需用《时病论》的微辛轻解法,即用苏梗5g,薄荷3g以轻宣肺气;牛蒡子5g,桔梗5g,以解太阴之表;栝蒌壳6g,橘红3g,以畅肺经之气,常是一二剂收功。倘用麻桂羌防辛温解表,则药过病所,不仅病不得愈,反而造成表虚汗出,腠里疏松,留下稍受风寒即感冒的毛病。总之,剂量大小一定要因人、因病、因时而异,该大则大,该小则小,不可一概而论。

 

再谈纯中医问题

 

所谓纯中医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医问题,只不过当前出现了中医西化的严重现象,所以人们才提出了纯中医的概念,以示区别于那些名为中医实则用西医思维诊病的人。一句话,纯中医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医,这也算是中医在名称上打了一个时代的烙印吧。

 

我对中医的接触、学习、关注与思考,应该说有半个世纪之久。在此,我愿以过来人的身份再谈一点自己的切身感受。  

 

记得小时候,在我的前辈中,远近乡里总是有名震遐迩的老中医,他们立起沉疴的妙闻趣事,在百姓中津津乐道,可以说是不绝于耳。那时候,各县有各县的几大名医,各省有各省的几大名医,他们如雷贯耳的名气,不是靠电视、报纸宣传出来的,也不是哪一级政府命名的,而是靠他们实际治病的神奇疗效,由百姓们口口相传、约定俗成的。他们头上虽然没有“教授”、“主任”、“专家”这些炫目的头衔,也没有政府给的特殊津贴,多数还名不见经传,但他们确实是得其真传的纯中医,他们哪个人有什么绝活儿,有什么特长,百姓们清楚得很,“引车卖浆者流”也不例外。那时候,百姓们找个好中医看病还是不难的,正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失,老一代名医相继逝去,这样的局面也渐行渐远。现在打开电视、翻开报纸、走进医院,中医“教授”、“主任”、“专家”扑面而来,现代新闻媒体的宣传力度不仅强大,而且手段不断翻新,真是“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但令人失望的是,牌子换了,疗效也换了,中医治病神奇疗效的传闻,在我耳边也越来越少,代之而起的是百姓们“现在找个好中医太难了”无奈的“一声叹息”。现在不用说找个过去那样的名中医了,就是找个不开化验单、检验单、认认真真号脉按照中医思维看病的所谓纯中医,也绝非易事。  

 

从1984年起,我在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主持中医药图书出版工作,由于我本人从小对中医的耳濡目染,对中医的热爱与执着,加之本人又是个中医师,所以决心利用这个具有新闻性质的职业为振兴中医出把力。15年来,我带领本社同仁跑遍大江南北,积极组织出版了以中医为主的医药图书。1994年《出版参考》公布了“读者心目中的名社名书”,偏居一隅的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名列其中。然而说句老实话,在我社出版的上千册中医图书中,真正让我感到确有实用价值、能在手头把玩的不出10种,而在我所接触的数百名中医书的作者中,据我观察,能够用中医思维看病的也不过三五人而已。15年辛苦不寻常,竟是如是之结果,这可真成了“天涯何处觅芳草”了。  

 

2005年,澳大利亚大使馆参赞助理杰森女儿的慢性湿疹经我治愈,感激之余他邀我去澳大利亚看病,我说:“不行啊,我不懂英语。”哪知听了这话,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错了,我们澳大利亚人专找不懂英语的中医看病,我们认为这样的人才是正宗中医!”这话让我吃了一惊。  

 

第二年底,当我终于踏上了澳大利亚的土地的时候,似乎是明白了点什么。那一天我在某大学中医系与同学们一起座谈,得知他们教学模式完全是照搬我们的,即中西均有,他们毕业后同样存在就业难的问题,甚至连实习的地方也找不到。可谁都知道,澳大利亚中医诊所是很多的,怎么能找不到实习的地方呢?我带着这个问题请教澳大利亚中医针灸学会秘书长刘炽京,他说:“他们(指中医大学毕业生)什么都不会,所以我们的诊所拒绝他们来实习!”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是全球除中国以外第一个承认中医中药的国家,维多利亚州还实现了中医立法,他们中医诊所的中医大夫只准开中药,不准开西药,他们都成了纯中医了。无怪乎我只讲了点传统中医思维用药的经验,他们听后居然惊呼:“这回是真中医来了!”   

 

往事如烟,小时候我亲自感受的中医风采已成了遥远的回忆。而今天,我开始从外国同行那里听到了“真中医”这个称呼,从我接触的洋人那里又得知“正宗中医”这个词。1996年我去美国时,还看到有的州中医考试的课目竟有我们久违了的王叔和的《脉经》。殊知在我们这边对于脉诊无论从教学还是到临床几乎快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怎么他们洋人重又拾起来了呢?难道当我们要“辞旧迎新”时,他们却要返璞归真不成?现在,我又看到了报上关于培养新中医还是纯中医的争论,却也是针锋相对,面对中医的是是非非,倒叫我这个普通中医心绪难平,真是“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因而写出了如上的回忆文字,虽属浮光掠影、零星八碎,但毕竟耳闻目睹,非敢杜撰,但愿能给人一点点启迪。

 

辨证论治要谨守中医思维

 

中医看病,一定要用中医的思维去审因论治、组方遣药,才能取得好的疗效,决不能受西医思维、西医病理药理的影响,否则就会不自觉地脱离中医轨道,治疗上失去中医特色并降低疗效。

 

2000年我随李可老师诊治一37岁农妇,她患原发性高血压18年,由于暴怒引发蛛网膜下腔出血,昏迷48小时后暴盲。诊见寒战咳逆无汗,查颅内血肿、水肿,双眼底出血。李师见此妇禀赋素壮,又见寒战无汗,判为表实,遂与麻黄汤1剂令服。次日诊之,其夜得畅汗,小便特多,8小时约达3000ml,头胀痛得罢,目珠胀痛亦止,目赤亦退,血压竟然复常,已可看到模糊人影。又以通窍活血汤冲服水蛭末12g,调整一段终于复明,视力:右0.8,左1.2。病愈一年后随访,血压一直稳定。

 

麻黄、桂枝升压,现代药理已成定论,近百年来已列为脑血管病用药禁区,几乎成了每个中医的常识,而李师却用麻黄汤治愈不可逆转的高血压,岂非怪事?其实不怪,李师之所以成功治愈此病,就是因为他未受现代药理的束缚,而是用中医理论去分析本案病因病机的,即:由于寒袭太阳之表,玄府(毛孔)闭塞,寒邪郁结于内,气机逆乱上冲,邪无出路,遂致攻脑、攻目,邪之来路即邪之出路,故用麻黄汤发汗。随着汗出,小便得利,郁结于大脑眼底之瘀血、水肿亦随之而去,脑压迅速复常。可见中医汗法之奥妙,并不单在一个“汗”字,通过发汗还可以通利九窍,宣通脏腑之气,从而消除出血、充血之水肿。若按现代西医的病理药理揣测中医的病理病机,常是驴唇不对马嘴,何能取效?

 

按照中医思维去治病,最忌讳的就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去年我接诊了一个男性病人,他33岁,但从23岁时开始看病,整整看了10年,花完了他所有积蓄数万元,吃了几千剂药,来诊时已是瘦弱不堪,吃饭只能喝一小碗稀饭,睡觉只能睡一个多小时,他几乎要绝望了。他是什么病呢?就是全身极度怕冷,到处疼痛,手脚冰凉,夏天大热天还穿着羊毛衫,喝水几乎要喝滚烫的水,一点凉水都不能喝,看到别人用冷水他就吓得赶紧跑掉,面色青黄,口唇紫黑,舌苔白,中间稍有点黄,舌质红,嘴里酸甜苦等各种滋味都有,二便不畅,小便时痛,跑遍了省城各大医院始终也未诊断出什么病。

 

我诊其脉弦数,断为湿热郁阻,用扁蓄、瞿麦、栀子、滑石粉、车前子、灯芯、竹叶、甘草梢、大黄、芒硝等清热利湿,5剂后诸症好转,40剂后,10年痼疾竟豁然而愈。回过来再看他10年来所服中药,无非是见他怕冷,就开当归四逆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可是他越服越怕冷,我在方中未用一剂热性药,现在他已不怕冷了,冷水也能喝了;一见他食欲差,就开焦山楂、炒麦芽、神曲等消食开胃的药,可他越服越不想吃饭,我在方中一味开胃的药都没有,他现在能吃饭了,一顿饭吃两大碗面条还觉得不够;一见他失眠,就开炒枣仁、远志、柏子仁、龙骨、牡蛎等养血安神的药,但越吃越睡不着觉,我在方中未用一味养血安神的药,他现在每天晚上能睡7~8个小时,等等。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中医辨证论治最重要的是谨守病因病机,才能取得疗效,医圣张仲景所说的“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这就是中医看病的十二字真言,不管疾病有千种万种,疾病谱如何增加,我们按照这十二字真言去做,就可以一通百通,以不变应万病,取得疗效,甚至破解世界医学难题。

 

|作者简介|

郭博信,1943年生,1968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1970年在李松如老中医指导下自学中医,1978年经山西省全省中医统考录为中医师,并任临汾纺织厂职工医院中医科主任、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医卫室主任、总编辑,《中医药研究杂志社》社长,师从三晋名医、临床大家梁秀清、黄杰熙、李可等。

 

2005年6月应邀赴澳大利亚为外国友人治病,并在墨尔本皇家理学院中医系、维多利亚大学中医系、澳洲中医学院、悉尼中医学院等地作传承中医、提高疗效的巡回演讲,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好评,主张回归传统求真务实,惟有继承才能创新。认为学习中医应以唐宋以前著作为主,兼吸纳明清以后诸家经验,治病以大剂量用药为特色,着重研究《诸病源候论》中的“三尸虫”理论在临床中的应用。主要著作有《明清临证医话精选》及论文“贵在传承,重在疗效”等。

 

来源:摘自《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作者:李可。转自:个人图书馆,图片来自网络/编辑整理:微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