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朝：读经与现代教育

【争鸣】读经与“立身之本”

韩德民

      王世朝、左克厚、鲍鹏山诸君课业之余，对学龄前儿童开展“四书”教育，受到各界关注。所用教本，近日纂为《三味书屋》［《含《〈论语〉导读》（鲍鹏山编著）、《〈孟子〉导读》（王世朝编著）、《〈大学〉〈中庸〉导读》（左克厚编著）三种，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系列，公开出版发行。各册内容皆分原文、注释、译文、导读、思考等五部分，形式简洁，意旨明白，翻读之余，颇受启发，亦颇觉鼓舞。深以为不仅于儿童，亦且于成人而少年时少经典之浸染者，有切实之助益。

      二十世纪以来，在国人心目中，“尊孔读经”与迂腐反动画上了等号，法定的教育体制亦日渐走上西方化、科学化的道路。就作为传统科举教育之反动言之，此种转型有其必然性；就适应近代社会对人才培养的专业性要求言之，此种转型亦有其合理性。但现在看来，二十世纪的教育转型也造成了某些负面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负面影响还有愈益触目之势。所以，对这种转型的结果进行改良，已成为二十世纪末期文化教育界的普遍共识。只是在如何改良的问题上，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三味书屋》编著者的尝试，对有关的讨论，窃以为有其值得重视的借鉴意义。

      教育作为文化传承之基本手段，所要训练塑造的，不仅有适应具体社会分工的专门知识和专门技能，而且包括超越这些知识与技能之上的一般性价值信念。这种信念是整个文化共同体的凝聚核心，是社会文化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古人说“天理人心”，“天理”就是文化共同体核心的价值原则，“人心”就是个体成员的情感信念。“天理”是整个社会文化的支点和目标，失去“天理”，意味着文化体系的全面崩溃，意味着人蜕变成禽兽。“天理”的生命力，不在于它如何玄妙或雄辩，而在于它能够实实在在地植根于普通社会成员心灵的深处，与最广大社会成员的生存体验水乳交融。反过来就“人心”说，则它之所以成其为“人心”，就是因为其中融汇着“天理”。人为天地之灵明，不在于他掌握了多少具体的知识技能，而在于他的精神世界中有超越性的价值关怀。此即孟子所谓人之异于禽兽者，虽“几希”而却恰以见出其“灵”。

      一种文化生态，拥有或说能够拥有什么样的“天理”，这不完全是科学的理智的人为选择的问题，而受制于文化发生发展的具体过程。脱离这种具体历史性，不论多么“科学”、“先进”的“理”，都可能因为无法融入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血液之中，而不能具有“天”的自然性与尊严性，从而也就不能有效发挥文化共同体凝聚核心的功能。打个不很适宜的比方，正像不同个体基于不同“缘分”，在爱情上会有不同体验及相应的不同选择一样，不同的文化生态，由于发生发展的道路与环境不同，其各自对“天理”的理解，也必然有所差异。不尊重文化发展的这种规律，就会造成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信念危机。

      作为适应具体社会分工之职业性要求的知识与技能教育，传统“读经”教育毫无疑问地随着科举制度的终结而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三味书屋》编著者对此有清醒认识。《总序》表明态度说：“以读经为基本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确实已到了非废除不可的时候。”但作为超越性的价值信念教育，作为“天理人心”的教育，它并不过时。所以编著者旗帜鲜明地提出：“作为一种文化传承的手段和文化信仰的培养，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教育，自有其精粹的一面。在基督教国家读《圣经》，在伊斯兰教国家读《古兰经》，是每一个人应该受的基本教育。这种教育……培养的是文化信仰，建立的是人生信念，奠定的是人的价值观念，一句话，这是有关立身之本的教育。”（《总序》）

      清儒章学诚称“六经皆史”，意思是说《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并非儒家圣人为立言垂教而编写的，而是三代王制完备时期的历史实录。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孔子自承“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一点也不是谦虚。儒学之道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中国人漫长历史选择过程中所积累的生存智慧的结晶。如果说作为“学”，儒在历史上的某些阶段，可能曾因这样那样的原因，陷入过僵化烦琐以至没落状态的话，那么作为“道”，儒从来就与最广大人群现实的生存努力息息相关。如果历史不能割断，文明不能从头开始，那么作为中国人，又如何能够将作为中国文化精神重要载体的儒学经典弃之如敝屣呢﹖作为近现代社会职业分工所必要的各种专门性知识技能，我们都可以引进、吸收、学习。这种学习的动力很明确，那就是为了更好地生存，而更好地生存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信念理想责任，所谓“道”。但作为我们无论个体还是民族基本支撑的“道”，我们心目中的“天理”，如何可能整个地抛弃之后再重新移植呢？这是我们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意义之所系，是我们精神世界的支点所在。失去了支点本身，我们的无论引进还是创造，岂非都只能沦为完全没有依托的空想？这当然不是说别的文化体系中的“天理”就不好，也不是说不能从新的视角对我们所服膺的价值观念进行反省，而是说对相沿成习的“天理”，必须保有基本的敬意。文化这种核心层面的变革，即使确实需要，也只能通由更加平缓而自然的形式。“理”而以“天”规定，古人在此所要启示于我们的，可能不只是文化核心原则的崇高性、超越性，而还有它的自然性、历史性吧。

      事实上，就儒家教育的最初出发点说，“读经”本来就不应该成为博取世俗功名的手段。孔子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熟悉儒家话语方式的人都明白，“古”“今”对称，则“古”意指的是发言者心目中的理想状态，“今”体现的是悖离这种理想的有缺陷的现实，是其指斥的对象。“为己”的意思，是说学者用心所在，应在乎心性道德之完善，在乎人格自我之持养。“为人”的意思，则即以学为炫己骄人的手段，为谋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孟子概括孔子理念则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荀子亦就此发挥：“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荀子·劝学》）“禽犊”本馈献之物，“以为禽犊”即以学问为邀取名利之资。古人区分“大学”、“小学”，其意亦在于此。“大学”即圣贤之学，也可以更宽泛地理解为心性人格完养之学；“小学”即专门物用之学。儒家经典教育，所针对的，本就是受教育者人格主体的完养问题。在儒家看来，“成己”是“成物”的前提，没有正心诚意修身的“为己”工夫，治国平天下的口号只能蜕变为随波逐流、汲汲名利的幌子。由于有这种“大学”的自觉定位，所以学生在请教务工种田等专门物用之术时，孔子总报以无可奉告的冷淡。只是两汉而后，独尊儒术，随着察举、征辟、考试以至科举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儒家经典渐渐成为官吏选拔过程中所要考核的基本内容。在这样的制度性背景下，“读经”不可避免地从孔子意义上的“为己”之学，渐渐蜕嬗为以升官发财为基本诉求的八股世俗之学。也是在这样的氛围环境下，儒学日渐僵化而失去对现实实践的推动作用。就此而言，专制帝制的结束，传统科举选官制度的终结所导致的，不应该是儒家经典教育的取消，而是这种教育之本来面目的恢复。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正因为儒家经典成了世俗功利层面上的无所可用之学，它所负载的真正意义，它作为民族文化之道载体的地位，才有可能在去除各种遮蔽之后而被更真切地体会，它作为“天理”诉诸“人心”的针对性，才有可能更充分地发挥出来。在实践操作的层面，今天的“读经”可能会因为缺少制度性依托，比在传统社会中多一层困难，但却也可能因此，这种“读经”的教育在精神成效上更本色。

      “读经”的目标，是要引导学习者进入经典所特有的观念体系，感受其特有的精神氛围，而非掌握具体的知识，获得专门的技能训练。只有如此，才能达到濡染人心、陶冶性情的功效。这是将“天理”下贯而为“人心”的努力，其在方法上，理所当然地有不同于其他专门物用之学的特殊性。就其核心而言，这种方法应更强调设身处地的同情式理解，而尽量减少外在于经典本身固有观念系统的现代性裁判。古人将“尊孔”与“读经”并置，以“尊”的态度作为“读”的行为的前提，其本旨或即在此。经典产生于文明的创始时期，从专门物用之学的层面着眼，其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议论，可能甚至比不上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见识。对此，需要的不是简单化的否定，更不是嘲笑，而是悉心体会其这种“然”背后的真实“所以”。单就形式层面看，经典的某些表达可能荒谬，可如果结合我们自身的生存体验，这种表达形式背后的意旨，就有可能被“翻译”为符合现时代要求的新形式。这并非粉饰，也不是扭曲，而叫作发展。这种发展既是经典的内在要求，也是经典所负载的民族文化之道的生命力的体现。正是在这种同情式理解的过程中，文化之道才得以不断扬弃其业已僵化的旧形式，生生不息地向前延伸。如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之说，很多人对其表现出理直气壮的愤慨，实则倘不拘于其对“失节”概念理解的时代性局限，而注意体会其所突出的总体性价值理念，我们就可能会在愤慨之余，发现某种心灵的感动。在现代中国，西哲“不自由，毋宁死”之说，曾引导多少热血青年从容赴死啊，何以我们就不能用对“节”的符合时代性要求的新规定，救渡类似程颐式表达背后的核心意旨所在呢？

      站在这样的立场和要求，则似乎《三味书屋》的导读，其中所体现的对经典的温情与敬意尚嫌不足。太强的价值立场预设，使作者往往不能放下自我，依循经典本身的观念逻辑，致力于其内在精神本旨的现代性“翻译”，而是急于用现代人的眼光，对古人的得失进行指点。《〈大学〉导读》以“科学”与否评判儒家“至善”观念，《〈中庸〉导读》用“把性质不同的概念硬拉扯在一起”的考语，概括儒家关于“内圣和外王、仁和义”关系的诸多论述，窃以为都属于这种多少不免率意的所在。《〈论语〉导读》例言交待导读原则说：“一般人说不懂，有两种层次：一种是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所谓语言层次上的不懂。……还有一种层次的不懂，即不懂为什么这样说，说这些干什么，有什么针对性。所以我的导读中注意说明背景、说明用意，并对原义作适当的发挥和展开。”这个原则目标的确立非常之好，但其贯彻，即就本册而言，亦似嫌不够彻底。举例言之，孔子有“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议论，导读内容限于两点：一则引鲁迅语，从进化论立场批评其说的不符科学常识；二则以所谓的中国历史实际为据，判定“这一句话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极坏的”。不符科学常识，实际社会效果又“坏”而至于“极”，作为“圣人”的孔子却竟这样说，读者，特别是童少年读者，沿着导读的思路，会怎样判断这个事实呢？是否会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说：圣人竟如此糊涂。这样的理解和判断，当然谈不上“懂”，也既不能算是体会了孔子“说”背后的“为什么”与“针对性”之类，当然也不是“读经”教育的目标所在。

      翻读过程中，于编著诸君的诸多发明，都不禁孟子所谓戚戚然心动于中的感觉。也是因此，才不揣浅陋，发表这些或许是十分偏致的想法，既是向著者请教，也是与其他读者交流的意思。我常想，借书面文本和先贤对话，纵然主观上礼敬有加，客观上也往往不脱鲁莽灭裂之过；反之，与今人切磋，纵然只是攻其一端，竟然也不妨有时收相得益彰之效。不知编著诸君以为然否？

读经与现代教育

王世朝

      1912年1月19日，推翻满清王朝的国民政府下令“小学堂读经一律废止”。如今，寂寞了九十个春秋的读经又一度悄然复苏。从台湾到大陆，从南疆到北国，读经的声音一天天大起来。《参考消息》2001年8月21日刊登顾钱江的题为《“亲子读经”在台湾》的文章说：“台北孔庙就像一块文化的磁石，吸引家长牵着孩子小手跨进门槛，而孩童琅琅的读书声，则使经典和古老的殿堂不再寂寞，谁能说，在人类已经跨进网络时代的今天，小孩子诵读千百年前的四书五经没有意义？”

      近一个世纪来，在翘首西方与回顾历史之间，我们无疑是偏执于前而偏废于后的。就时下的学校教育而言，外语教学业已成了重中之重。大学校园里，学生们怀里抱的，腋下夹的，有几本不是外语书；大学校园的书店除外语和计算机书，其他则所剩无几。学生学习时间半数以上用在学习外语上。一上大学，除中文专业外，对大部分学生而言，即意味着国语学习的结束，更不用说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与继承。有人将这一现象称为文化的后殖民时代，确实不是什么过激之词。也难怪，如今考大学也好，大学毕业拿学位也好，考研攻博也好，评审职称也好，哪一样少得了外语，而且外语是先决条件，外语不过关，一切努力都徒劳，即使你的专业是古汉语也一样。基于这种大气候，各类外语辅导班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从“剑桥少儿英语”到大学的四、六级过关辅导，再到托福、雅思等一路火爆，而国学则门庭冷落。这就是现代教育极度功利性的表征。家长与学校彼此默契着一个信念，就是用今日的教育去兑换明天的饭碗，至于其他，则无关痛痒。简言之，我们关注的是谋生的教育而不是人生的教育。为此，被称为“世纪智者”的罗素，号召青年学习一些“无用”的知识，他说：“‘无用的’知识的最重要的优点是促进沉思的习惯。”而这种习惯正是现代人所缺乏的，也是被现代教育所忽略了的。

      如果说现代教育的偏隘在于它的极度功利性，那么现代的语文教育的最大失败便是学生普遍的对语文失去了兴趣，坏了胃口。重症之一便是学生害怕作文。这是现代语文教育的失败，但绝不是语文自身的失败。汉代的贾谊二十九岁能写《过秦论》纵论天下兴亡得失。唐代的王勃二十几岁能写《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抒发人生遭际兴遇。如今的中学生、大学生连简单的记叙文、议论文都写不通的绝对不在少数。十多年的长学，耗在语文上的时间不谓不多，但效果不如人愿。与传统的私塾教育相比，现代语文教育的不足更为明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学习内容上，现代语文课本的文化含量较低，中小学生所读课文大多呈低层次重复，缺乏历史文化的深厚意蕴，与学生的理解力相比，课文过于浅显。它引发的严重后果是，教师千篇一律地教，学生千篇一律地学，教和学一律失去兴趣。“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没有兴趣是绝对学不好的。而传统的启蒙读本多为经典，是浓缩的文化。经典是思想的化石，是伟大的头脑沉思默想的产物。它产生于一个特定的时代，又超越了那特定的时代。仅就“四书”而言，作为传统的蒙学读本，其内容的深度、广度绝非现代的中小学课本所能望其项背。这些文化原典所关注的苍生百姓、社稷江山等重大社会人生问题，绝不是狭隘的一己之私情，其境界之大，视野之开阔，关注之深切，都绝非一般文章所能比附的。以此为范本，则可以开拓孩子的心胸，把一种极大气的东西赋予孩子，在其幼小的心中深烙下家国的烙印。刘勰《文心雕龙》曾说：“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没有这份情怀，没有这份意境，没有这份抱负，没有这种视野，难以做出大气的文章。钱钟书先生曾说过，读书是懒人的串门。不是随便见到哪家的门就去串的。

      其次，现代语文教育在教学方法上，混淆了文科与理科的差别，理科重视结果，文科重视过程。理科的答案只有一个，文科的答案有无数个，答案本身是枯燥无味的，而通向答案的过程是饶有兴趣的。答案是人人共享人所共知的，而过程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应试教育是关于答案的教育，素质教育则是关注过程的教育。经典之为经典，决不在于提供给我们现成的答案，经典教会我们如何到达答案，经典留给我们的答案到今天差不多已是妇孺皆知的，但这个答案的形成过程对他们却永远是秘密，谁拥有这个过程谁就拥有这个素质。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但孔子从未给仁下过明确的定义，这正是孔子的高明处，孔子实行的恰恰是素质教育。

      其三，现代语文教育仅是应付考试的知识教育，但素质教育不仅是知识教育，更是人格教育，情感教育。知识教育仅为我们提供生活的条件，素质教育则提供生活的意义。

      许多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们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可以见出他们从古代典籍中获益之深，这种影响是身心的影响，全面而丰富，深刻而持久。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先生的自传中，特别提及一件事，就是：他在中学阶段念书时，父母要求他背诵《孟子》：当时的他没有选择说“不”的权利与勇气，只好勉为其难，把整本《孟子》装进记忆中。他上大学后，学习自然科学，一路走来极为顺利，并获得国际的肯定。但是，说来奇怪的是，他幼年所背的《孟子》，在成年之后，居然成为他做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换言之，孟子的话在他心中形成一套价值系统，每当他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都会提供明确的答案，因此，影响他最深的，并不是他所专长的物理学，而是两千多年前孟子的思想。

      基于现代教育的急功近利，在方法上必然容易走向贪图捷径，但语文是无捷径可走的，尤其是作文，一个假期的短训可以帮助一个学生通过某一级的外语考试，可以通过考试，并不意味着真的可以学好外语，但一年半载的语文学习通常是看不出什么成效的。因为作文决不是通常所谓的技巧，技巧通过老师的传授早已为我们熟知，但熟知的恰恰是最陌生的。作文关乎思想、情感和人格。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方见工夫之深，韩愈在指导学习写作时也曾警告过：“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他自己也是“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论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进学解》）可谓用功到家。

      读经就是个慢工夫的活，急不得，躁不得，恰恰可以弥补现代教育速成之弊端。速成之于语文教育正验证着“欲速则不达”。为什么现在的高中生、大学生语文能力平平（考试成绩也许不是平平），就是因为他们不曾下过死工夫，古云“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须得十年功”。工夫不到家，哪来的后劲﹖所以语文能力一旦不行，老师家长只能听之任之，毫无办法。

      读经必得孩子自己去读，去诵，烂熟于心，别人替代不得，老师的作用就是指导他们别把字句读错了，别把大体的意思理解走样了。所以学生是主角，老师是配角。相比之下，现代语文教学重视对篇章的肢解和语意的精析，不太重视学生的背诵，老师成了主角，学生成了配角，累坏了老师，苦了孩子。出力不讨好是现代语文教师的尴尬。今日的语文教学，不管如何折腾，无论是讲课，还是说课，都是在折腾老师，检查备课，观看板书，一句话，以老师在讲台上讲得如何为评价教学的标准。虽然也提倡什么启发教学，但在实际操作中，都不过是花花绿绿的点缀。老师从字词的读音，到作家的生平，到文章的时代背景，到篇章的结构分析，到要义到主旨，满黑板的条条框框，电路图似的，老师已口干舌燥，学生对文本仍只是隔岸观火，或许记住了老师的话，但于课文自身仍很陌生。这样的教学怎么能教好语文。也不知这种教学何以会维持这么多年。似乎语文老师拿了工资，就得玩命地讲，否则就是渎职。我想，倘若我们达到语文老师能在课堂上袖手旁观，让学生摇头晃脑自己去读，我们的语文教育可能会更成功一些。

      我们无意于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来对现代教育说长论短，但就母语的学习而言，我们坚信——学语文应该从小学抓起，小学从背诵抓起，背诵从经典开始。

（《论语导读》，鲍鹏山编注；《孟子导读》，王世朝编注；《大学中庸导读》，左克厚编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

——《博览群书》

| 作者简介 |

韩德民，男，1964年12月出生，籍贯安徽淮北。哲学博士，现任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学和中国思想史。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理事，国际美学协会会员。1985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1990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199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发表论文有《从救世到混世的精神流变》、《当代美学四派理论视角的考察》、《李泽厚与二十世纪后十期中国美学》、《传统文化的危机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反文化思潮》、《回归“中体西川”》等60余篇。出版有《荀子与儒家的社会理想》、《孝亲的情怀》等著作，主编有《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丛书。

王世朝，男，1963年生，安徽肥西县人。1985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志愿支边青海。曾任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古典文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为合肥学院中文系教授，汉语言文学专业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及古代文论。

先后获得青海省高校首届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青海省小岛奖励基金（日本）；著作《幸福论》获华东地区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获青海省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著作《孟子导读》获青海省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著作《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专题》获青海省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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