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德孚（46）：这是个必须依赖常识保命的时代

这是个必须依赖常识保命的时代

潘德孚生命医学（2016年08月05日）

(全文约2.8万字，阅读约1小时） 

（1）不要轻信光按脉就能知病

中医治病的诊断，来自望、问、闻、切四诊，不能单靠脉诊。真正的中医师都知道，四诊合参、综合诊断，才能判断出病机之所在，也才可以开药方 —— 切，为四诊之末，包括切脉、腹诊、叩诊等在内。

中医不能、也不是单以病名治病的，而是以病人所表现出来的症状，进行辨证论治的，往往就算同一病名的病，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甚至同一个人的不同阶段，就可能要使用完全不同的药方。所以，要说单凭按脉就能知病，可以说是草率而不负责任的做法，甚至只是骗人的伎俩，千万别以为他高明。

望问闻切，单凭每一项诊法，都只能做参考。但许多人有个错觉，以为医生只要按脉，就能知道他所犯的大小毛病，而且认为脉法好的医生，治病必定也特别灵验。作为一个行医已经超过五十年的老中医，我必须坦承的说，这都是误人误病的错误认知。

按脉知病在许多小说里流行，影响很大，致使一般大众普遍都错认为脉法准的医生就是个好医生。因此，社会上有一些中医就喜欢故弄玄虚，弄些小花招以显示自己的高明，而其实都不过是蒙人之举，按着病人的脉，说着病人生什么病，生意于是就这样好了起来。然而真要细细追究起来，他所开出的药方，又真能治好多少病？

《黄帝内经》说：“独持寸口，无病能中。” —— 这“寸口”指的就是手腕上的切脉的位置，意思也就是说：单凭脉象，是没有一个病能“切中”，没有一个病能治得好的。

某中医师有一天碰到一个怀孕的妇女，要他诊脉说一说腹中的孩子是男是女。他老实告诉那女人，光凭脉象是无法判准的。那女人不相信，说：“你的学生脉象就很准，是男是女百分之百准确，现在他的生意很火热。”该医师也只能一笑了之。

之后，他的学生来访，医师趁机问学生：“人家传说你的脉象高明，怀孕时判男女很准确，这样的本事是否也可以教教老师？”学生只得老老实实的讲：“老师呀，那只是一种巧术而已。”学生说：“真人面前不讲假话。有人如果要我诊脉，我就探她的口气，她想生男的我就说是男的，要生女的我就说是女的，她们就欢欢喜喜回去了。说得准的就不会再来了；说得不准的，如果生了个男的，农村重男轻女，也就不会来了，这样就去掉了75%。剩下的，只有极个别的人会来追究，我就说忘了，要拿病历来查。其实，我早就做好手脚，病历上都已经来一个相反的记录：说生男的，我就记成女的，说生女的我就记成男的，这样就变成了我的保险—— 百分之百的正确。农村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说我脉象奇准。”

脉象神秘化，的确能建立病人对医生的信任。有许多时候，病人的信任常常会使得药方变得更为灵验，事半功倍 —— 人是有意识的动物，意识既能致病，也能够愈病。所以，有时候弄得神秘点，建立起病人对医生的信任，在治疗中也似乎不无益处。

我现在把这个神秘的盒子捅破了，本是不应该的。但因为现在利用行医骗钱的人实在太多了，只顾填饱自己的荷包，许多人就只为治病而被弄得倾家荡产，让我这老头子看不下去，因此把这按脉知病的“魔术”、骗术，顺手也给它揭一揭。

（2）看病是为诊断，还是为治疗？

一位六十岁的胃痛患者到我诊所里来诊治，服了三天药，自觉已经好多了，但总是不放心，就去做胃镜检查。查后拿了报告单来：胃十二指肠溃疡。

她到医院里去，没有开西药吃，单纯只是为了知道自己犯的究竟是什么病 —— 但检查之后，精神明显差多了，另一方面，胃痛反而加重了。

胃镜是一种内窥镜，检查时管子插进食道，呕恶频频，损伤精神，增重病情，对大多数胃病的治疗一点好处也没有。但这也就是人性：身体有些不对劲，都很想确知自己得了什么病。

病人都只想要知道“病名”，尤其是现阶段，很多人都在有意或无意的制造、渲染、扩大癌恐怖，弄得杯弓蛇影、人心惶惶，患者为此也都希望藉着各种各样的检测，来否定或排除癌症的疑虑，使自己心安。这原本也无可厚非，却不知一味追求这样的检查，往往却只会让自己心情更加不安，一不小心更会增重病情，得不偿失。

如同任何其他危重疾病一般，其实不幸会得胃癌的患者，只有极少数极少数人。即使是癌症，亦并非单凭胃镜检就能检测完全；要得到真正的准确诊断，必须还得切片。但如果真有癌肿瘤，切片就必须冒扩散的风险。

问题不仅在于检测的确切性，更在于检测所采取的仪器、器械、手段。许多人并不清楚：到医院里检查牵涉很多分门别类的专科、专业，即使能诊断出“病名”，对治疗却未必能有实际而有效的协助。像胃镜这样的侵入性、创伤性检查，无意中不慎造成身体的伤害，损伤了患者的精神，反而会使病情增重，走向治疗要求的反面 —— 病人原本只是单纯追究“病名”，却并不理解伴随这病名和追究过程而有的，必须为此付出的代价和承担。

市场需求促进了西医诊断学的大步发展，现代科技促成微观分析能力越来越强，许多微观分析仪器被陆续引进医疗领域。随着这些分析能力的增强，被称为综合征、症候群的疾病，也越来越多 —— 对西医来说，这些被称为综合征、症候群的，都只意味着“难题”，不容易治疗，或根本束手无策。因此诊断技术的进步，反而突显了西医在内科方面治疗能力的贫乏，几十年、上百年之间毫无进展。

人们逐渐发现（但大部分人至今仍然还没能够意识到）：以解剖学、细菌学为基础的医学，原来以为只要在身体上发现病灶，用手术把病灶去掉，疾病就自然会好；或者以为，发现了某种病原菌，医生只要使用某种消灭这些细菌的药物，杀死这些细菌，疾病也就自然会好 —— 这两种“以为”都同时落了空。这样的想法，经过西医学、西医院、西医师、西医药一再的实践检验之后，也都一一被他们自己否定，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而遥不可及的“理想”。

且让我这个原本也是西医一员的老头子，在这里向您据实以告：

其一、以为透过外科手术去掉身体上的病灶，例如曾经以为扁桃体是病菌的孳生地，因此摘除扁桃体就能得到健康的设想，早已宣告失败。其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人体上的病灶是整体的一部分，病灶因发炎、糜烂而产生的疼痛、红肿、充血等，既是病理现象，也是人体生命自我防卫所产生的一种生理现象。因此，当医生为消除病理去掉病灶后，也同样地断除了人体自身自我防卫的生理功能，不仅没有达到维护健康的作用，反而损害了健康，负面作用大于正面。

其二、以为藉由杀死病原菌的药物就可以治疗疾病的想法，也发现了新的问题。因为杀菌药物不具有单一的针对性，都是广谱的，而人体的生命却依靠许多微生物的共生来维持，而杀菌药物对人体共生的微生物平衡有着极大的破坏作用。因此，当医生使用药物杀菌的同时，也杀死了许多对人体生命有益的微生物，破坏了机体原有的平衡。事实证明，单考虑杀菌绝不是好方法，也行不通。

许多患者并不知道，只为了确认得的是什么病名，就往医院跑一趟。譬如，胃不舒服，就去做胃镜这种创伤性的检查，这只会加重病情，不会给治疗带来好处 —— 以癌症为例，如果说它真的会转化，必然会向坏的方向转化，绝不会向好的方向转。

使用胃镜检查胃炎、使用气管镜检查气管炎、使用胆道镜检查胆管炎……，都只会让原本的炎症恶化，运气不好的还可能出现危险。我的一个朋友只因为一点咳嗽，医生就要他使用气管镜检查气管，结果是气管镜一插进去，便因为气管剧烈收缩而休克，幸好抢救及时，没有被送进鬼门关。

求福得祸，得不偿失 —— 这就是创伤性检查损害人体自我康复能力的写照。

（3）检查只是参考手段，不是目的

医生能治好有自我康复能力的病人，但不能治好失去自我康复能力的病人 —— 请您也把我这句话当作是求医用药的常识。

许多人都不知道、或不相信自己的生命就具有强大的防卫能力，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医疗手段和药物上，久而久之，也在无意中养成了依赖医生、医药的习惯，对自己身体与生命的理解，全然只剩得一点侥幸。

常看到我们这里有些医院为了拉生意，拿免费体检来做广告。这种体检先不说它有没有“好处”，就问有没有“用处”，也只有天知道。

人老了，身体上的各种部件都会老化，就像一台机器已经用了几十年，还能与年轻人一样吗？检查起来，总会有一些地方不好，但能说就是病吗？ —— 反过来的另一个重点是：我们自己对什么才是“病”，到底了解多少？

给您良心的建议：没有自觉症状，最好不要动不动就做体检。这些普通体检十之八九都发现不了真正的疾病，真要发现疾病，也治不了。无自觉症状就表示生命发出的信息就是无病，既没有自觉症状，也就说明它不在意，或这个威胁不存在，你却一定要翻来覆去的找出病来，这不是在整身体的冤枉、栽生命的赃，自寻烦恼吗？ —— 所谓“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早健康”，依我对这些西医的了解，那只是个华丽的口号。

不舒服未必就是“病”。反过来说，有了病，机体没有反应，没有不舒服的感觉，这种情况，只能有两种可能：

一、是机体自己有办法、有能力自我平衡 —— 有某种疾病，但没有症状，说明机体的免疫系统，有能力将疾病包围起来，完成自身平衡。

二、是有病而没有感觉，说明内部防卫能力出现了问题，机体已经没有能力反应，也就是西医所说的免疫系统缺陷 —— 对这种西医仍然解决不了、束手无策的问题，就算被查出来也没用。

知病的目的，当然是为治病。但有许多病即使知道了，却不一定就能治，知了病而没能力治，达不到目的，坦白说，还是不知为好 —— 知道有病治不好，只会增加患者心理的负担，心理负担一旦过重，也会生病，要不就导致原本的病情反而复杂起来，更难治了，一点好处也没有。

一如许多科学的数据，医学的数据也只是为参考而有，而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机体的抗衡能力不同、对疾病的承受能力不同，再加上精神、意志力等状态的不同；而这些都不是简单的数据就可以如实反应出来的 —— 有了病而没有症状，就不需要外来的干扰，这是我一向秉持的主张。勉强加诸外力，反而只会破坏它内部的稳态（持稳状态），导致失衡，产生不必要的混乱而已。

病态不见得会导致生命的败亡，但混乱却会 —— 根据美国许多医生的报导分析，有许多甲状腺癌、前列腺癌……等，患者不加以治疗，都能继续存活数十年。一旦检查出来，尤其是创伤性检查，却会加快死亡。这当中当然也掺杂了心理的萎缩、精神的耗散，以及意志力的崩盘等因素。

再如许多人检查出血中有肝炎病毒，不管它是A肝、B肝、或C肝……等等，只要不用药物去触动它们，一般都可保平安无事。此时没有自觉症状，就等于生命已经容忍、接纳了它们的存在，能与它们共存—— 这也就是说，病毒愿意和平，生命也不想挑起战争，共同选择和平共处。勉强采取治疗手段，就意味着想以外力干预，对已经“归顺”的“异族”发动攻击，破坏和平，这岂非等于逼着它们“造反”，从此不得安宁？

或是另一种有病没有自觉症状，说明机体的自我调整能力已经完全丧失，如果这是肇因于主宰神明的功能已经起不了作用，或者生命已经没有办法运转信息、失去自组织能力，那么再加以治疗也不会有用。

所谓“心为君主之官，主神明”，本来有病就应该有反应、有感觉，却反而不痛不痒，这就好像一个国家的君主不幸是个昏君，有了敌人，不知道抵抗，或者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抵抗。这样的国家，不亡也难。

健康的本质是生命各系统的平衡协调，生病则是指各系统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如果人体仍保有自我防卫能力，在超出它所容许的范围后，当然会产生自觉症状，而医生的工作，就是从症状中分析不平衡之所在，设法帮助机体强健并保持平衡。

病人若已失去了产生自觉症状的能力，丧失了自我调整的机能，那也就意味着生命力的彻底崩塌，是任何医疗方法和药物都不会有办法的了。

现代西医得力于现代科技的帮助，微观技术越来越发展，对病因的分析能力已经进入到基因领域，但或许因为过度依赖科技、依赖化学、依赖一种“长痛不如短痛”的切割逻辑，相形之下，它的治疗手段却仍停留在相当粗浅的水平 —— 医疗能力远远不及诊断能力，这也正是现代医学的窘境。

检查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用了手段，却达不到目的，得到了“病名”，却未必能治好，那有什么意义？何况药物本有二重性，用得不准却会造出新的病，造成药源性或医源性疾病。为治一个病反而引发成为两个病、缠绵不断的病，徒然增加病体的痛苦，导致生命加速的败亡，那又有什么意思？

（4）疑神疑鬼才是健康的大敌

人生了病，是不是一定要知道原因，或者一定要知道它的病名？

老实说，很多时候并没有这种必要，尤其是病名 —— 我这么说，猜想一定会引起很多人不以为然。而我身为一位医者，的确是从患者自身的健康处境上去想，我对患者的健康始终感到责无旁贷，但也真切的理解，生病的人就是满脑子急切的想要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种急切，很抱歉，真的只会坏事。

生病的人所希望的是恢复健康，但多半时候为知道病名而进行的一切创伤性检查，对老人、婴幼儿、病中的人，尤其是某些急性病人，都不适宜 —— 这一点一定要列为每个人求诊、求医的必备常识。

一位朋友七十八岁，身体一直很壮实，就像个年轻人。去年年底声音嘶哑，吃了十多副中药痊愈了；后来患了感冒，再度嘶哑，家里孩子要他去检查。到医院做了两次气管镜，没查出什么病，但声音没好不说，精神顿时萎靡不振。

西医诊断中有很多的创伤性检查项目，例如胃、气管、肠、心血管……等许多类别的内窥镜。这些检查对病人和老人的创伤，尤其厉害，如果疾病在进行，再加上不必要的创伤，势必加重病情。年轻人精神萎顿，休息几天便马上恢复，老年人精神萎顿就一定要折阳寿。

声音嘶哑查出来若是肺门肿瘤，无药可治，但又已经制造了创伤。查出来若不是，则白白受到创伤，也已经在暗地里埋伏了疾病的潜在因子。或许人们仍以为不过是做个检查、求个心安，无伤大雅；但这个“以为”、这个“心安”背后要付出如何不可测的代价，却总是在人们“趋吉避凶”的普遍心理下，被严重忽略。

我的嫂子2002年患胆癌，血液检验谷酰转肽酶（GGT）1500单位、碱性磷酸酶（ALT）1000单位、谷丙转氨酶（GPT）200以上，超音波发现肿块肝转移。侄子去上海与一医师商量，认为已是晚期，无法可治，但我认为可以与胆癌共存。这几年来，她都是服“肝得健”（主治急慢性肝炎、肝硬化等症），有不舒服时，则服中草药，除了不再劳动之外，其余活动都很好。

前年六、七月份多次发热，八月份我侄子认为要去检查一次，要明确到底是不是真的患了胆癌，做胆道内窥。我不赞同侄子的主张，但他总觉得病了多年，不大相信癌症能活这么长时间，寄希望于检查来“否定”。嫂子做了胆道内窥后，切片说是胆癌无误，出院后精神顿时疲惫，卧床不起，二年后亡故。回想起来，我当时若能强烈阻止，也许就不会落入这样的结果。

我的朋友绍昆（温州名医娄绍昆），给我讲了他过去患肺炎的故事，听后感触甚深。他是卫生干部学校中医教师，那时候他子女年幼，家境困难，工作繁忙，功课安排很多，但他也想多上几节课，多拿些课时津贴。有一回不巧感冒发热，反复几次。一天突然呼吸困难，头痛如裂，家人送医院住院检查、挂液输氧，X片见肺部黑影，主治的医生说是肺癌，起码也是肺结核，还说如要确诊，要动用气管镜。

但他认为这两个诊断都有问题：一是自己没肺结核病史，这次发作前后都没有咳嗽和潮热；二是自己身体素质向来都好，不会突然变为肺癌。他拒绝了医生气管镜检查的建议，只用常规的抗生素消炎治疗，再加上中草药，一周后，健康就完全恢复了。X片显示，肺部没一点问题。

假设当时用了气管镜，后果如何就很难预料。因为病中的人正在抗病，而且肺炎不是一般的疾病，气管镜的检查要损耗人的精神，影响抗病能力，搞不好就会送命。只为了知道是不是肺癌，就拿生命冒这个险，实在不值，况且即使知道是肺癌，西医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所幸绍昆自己懂这个道理，没有“照办”。

对创伤性的检查，不仅是医学知识的问题，也需要一定的哲理知识。因为，西医的诊断与治疗是不配套的，不是说查到就能治好。查出来，治不好，那么查有什么用？这也就是说，碰上带有创伤性的检查之前，自己对其利弊必须进行一次权衡。如果只有弊而无利，那就能免则免吧。

曾有同一病房的两位病人，同时都被诊断为肝癌。医生判断他们都只有几个月的寿期了，他们要求医生开药，但医生说现在还没有可治肝癌的药物，最好做肝穿刺确诊。病人问：“有什么意义？”医生说：“明确诊断是否正确。”病人拒绝了医生的建议，出院找中草药治疗。另一病人接受这个建议做了肝穿刺。

踏出医院找出路的，已成功再活了三十年。选择留下来“进一步”检查的，三个月后便因为肝穿刺后导致癌扩散，不幸亡故 —— 前者的决定有利而无弊，后者的决定有弊而无利。

老年人、儿童、胎前产后的妇女、急性病患者，尤其不宜做创伤性检查。而如果病人身体正在发热，呼吸困难，说明他体内正在集中兵力抵抗疾病，医生就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给他做这样的检查。

在疾病中进行创伤性检查，会加重病情，甚至导致死亡。这是因为病人在进行抗病斗争，不可再因为检查致使病人再受创伤，这就等于要病人抽调原来正在抗病的兵力去应付创伤，使得机体疲于奔命，疾病将乘势而起、趁机坐大，这不就等于是致病人于死地的作为吗？这样的医生，就叫做庸医。

张仲景也在《伤寒论》里语重心长的说：如果把自己极其贵重的生命，交托给那些庸医，任他胡作乱为，结果一命归天，懊悔就晚了 —— 如此庸医，古今中外皆有。如此糊涂的病人和家属，也比比皆是。

（5）做手术前必须慎重评估的事

我一个朋友的女儿，还正在谈恋爱，发现患乳房小叶增生，到某医院去看。医生说，这样的肿块容易变癌，还是早些做手术的好。两个年轻人也不与家长商量，就做了乳房部分切除。没多久，男方提出解约。女方如今三十多岁了，仍然没有嫁出去。

二OO四年十二月三日报载，江西一名八岁女孩，因左乳房发育肿胀，去镇卫生院治疗，外科诊为肿瘤，切除了一边乳房。二年后右乳房同样发育肿胀，才知道误诊。现在这孩子已经长大，少言寡语，有很强烈的自卑心理。一次误诊，就足以让这个少女的一生多少憧憬幻灭。

我的一个邻居，到某医院诊为肾癌，立即做了手术。事后，将切除的肾脏做检查，又说不是肾癌。还好命还在，但也已成了只有一只肾脏的人了。

我过去一个姓王的同事，妻子四十岁因为月经病去拍片，医生说是子宫癌，要马上做手术。他咨询过很多医生，都说是，只有一位说：“好像是，但也不全像，有怀疑。”他立即要求妻子出院，到上海另做检查。结论：不是。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他妻子身体依然很健康。

外科手术的结果，就是把身体上的生病部位割去一块。身体既是生命的物质部分，它的完整就表示生命的完整无缺，少了一部分，就表明生命有了缺陷。做手术是为了保护生命的安全，弃车保帅，这是目的。但身体的完整，对生命活动来说，极其重要。因此，在手术前千万得慎重权衡，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健康的人就会因为这一个不慎重，变成了有残疾的病人，而残疾也是一辈子的事。

一位睪丸肿胀得如拳头大的年轻病人，医院的外科医师总是要他做睪丸切除手术。他犹豫不决，咨询我的朋友娄绍昆医师。娄先生先观察了他的两腹股沟，看到几条静脉胀硬，就试着用三棱针放血，这一下就缓解了他的胀痛。经几次放血治疗后，患者的睪丸肿胀完全消失。如果当时他真的做了手术，您能设想他今天的状况吗？

手术技术越来越高明，药物越来越琳琅满目，发明成果多不胜数，结果是死亡率因医与药的剧增而拉高了。这种与我们主观愿望相反的事，是谁也意想不到的。

现代医疗对老年人的损害，远远高于年轻人。据一九九三年美国公共卫生研究小组透露：美国平均每年死于医疗事故的患者为八万人。这与美国共和党报的报导前后相距仅四年，死亡人数就上升了10%。更有数字显示，这些死亡的人当中，六十岁以上的占51% —— 而在全国人口当中，六十岁以上的人口，也只占了17%。

这说明医疗与药物，对老年人更具杀伤力。这是因为老年人活动能力减弱，药物的伤害性增加。老年人做了手术，由于再生能力减弱，他的寿命抵消不了因手术而产生的损耗，死亡自然就避免不了。

西方对医生罢工的统计中，有一个数字很有意思，报告指出在这期间的手术减少了60%，而死亡率相应地降低了50%。原来，医生罢工对大家却是有好处的……。

藉此，我还是语重心长、不厌其烦的给大家告诫：手术开刀绝不能轻易作为中老年人的保健选项，人到了一定年龄，非到万不得已，最好避免做手术。

（6）针刺麻醉的启示

一位朋友患脑肿瘤，住上海医院。那正是针刺、针灸麻醉大行其道的时候，医院决定给她用针刺麻醉取出脑肿瘤。当时，有很多外国人也来观看。

针刺麻醉的好处很多，患者是清醒的，做手术的医生可以直接与患者对话，护士还可以给她喂水果，手术后复原很快，伤疤的疼痛时间短，而且也轻。

现在针刺麻醉又不大行了，据说是没百分之百的把握。有人做手术到中途痛了起来，有的是根本没效果。反观在国外，研究针刺麻醉的人反而比我们这个发源地多得多了。

针刺麻醉虽然不能全部成功，但这不是它本身的问题。过去所有的成功案例，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特点上，那就是决定要实行之前，医生一定要对患者做大量的思想和心理准备工作，使他得到完整的理解，得以十分相信针刺麻醉的止痛作用，而且必须真诚地相信，以最平静的心态，接受针刺麻醉手术。这也就是说，成功的前提是精神和心理条件，但问题就在于得以充分具备这样思想条件的人实在不多。

病人要是有心理准备，治病的效果就会好得多。病人对医师的信任，更有助于提高疗效。这是因为意识在治疗中，常常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如果病人怀有恐惧的心理，即使用药正确，效果也要打折扣，有时候还会起反作用。

据国外学者的研究，针刺能麻醉的原因，是因为脑神经接受了针刺的信息，释放了一种叫做脑啡肽（enkephalin）的神经传递物质，修饰并阻止了痛感神经的传递，因而能够止痛。

正常情况下，脑啡肽并不存在，等到我们需要的时候，大脑才会把它制造出来——生命里还有许多神秘、神奇的功能，只是还未被我们所认识而已。

一九四七年，刘（刘伯承）邓（邓小平）大军正从大别山区转移到平原，可是，许多战士突然患起细菌性痢疾来。那时，国民党对西药控制得很严，军队根本没有办法买到消炎药物，邓小平于是下令用针灸治疗。没多久，这些疾病全都治好了。

针灸能够杀死痢疾细菌，这是有什么原因呢？

人体生命存在着巨大的、自我防卫的潜能，它不怕任何微生物的侵犯 —— 经过几百亿年的融合，人的生命里，早就包含着所有微生物的信息，一旦这个大生命受到威胁，就能够在一定的信息指令下，有效的解除这些微生物的“武装”，使得自己恢复健康，而得以存活。

藉着刺激穴道，瞬间启动或放大“信息”，透过经络的传输，发送到机体某些特定的部位、开启特定的平衡或抗衡功能——针灸在这其中，正是扮演着这种启动开关的角色。

针灸治病不用药，完全靠机体自身的能力，也正说明了机体里面有一个完整的抗病系统，以及生命为维持自我的生存，早就蕴藏着大量的自我防卫与保健信息。

这些信息，仍有待我们去研究和分析，但也说明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内部，都有强大的抗病能力，不应该无端地加以糟蹋。最重要的是不要乱用药物、不要乱施创伤性检查、不要随便动手术——任何药物都有负作用，任何创伤性检查都是对自我防卫能力的摧残，任何手术都是对人体生命的伤害。用得好，固然能治病。用错了，就会致病，甚至致命。

（7）医学博士生死于不知如何用药

二OO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媒体刊载一篇《贺普丁疑云》的报导，一个医学博士研究生因药害致死。

田文和田伟俩兄弟都是川大华西医学研究中心（原华西医科大学）的博士生。弟弟田伟得了B型肝炎，住院治疗了一个月，身体稍有起色。哥哥田文发现了市场上有一种名为贺普丁（Lamivudine，另有“拉米夫啶”等名称）的新药，据报导是“B型肝炎治疗上的一次突破性革命”，表明这是最新的、最特效的药物。

田文买了二盒送给弟弟，田伟自己也买了四盒。药物说明书上说明，此药是一种抑制B肝病毒产生聚合酶（polymerase，亦称DNA聚合酶）的药物。聚合酶是B肝病毒复制用的必须品，而此药能抑制B肝病毒的复制，得以控制病情。但说明书也说明，开始服用后，就必须长期吃下去不能停。一停药，病毒就容易变异，爆发复制，导致死亡。

在服药前，田伟做了肝功能检查，除转氨酶（GOT）较高之外，其余都很正常。然而，他服了二十多天贺普丁后，开始呕吐、腹泻，起不了床。他父亲着急起来了，问：“这是什么药？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田伟反朝他父亲嚷：“是我懂，还是你懂？”可怜的医学博士生，竟然死到临头而不自知。

这里也暴露了我们的应试教育的一个大弊病：分数与智力的教育不同步。在分数上，他们都考上了医学博士生，但对用药危险性的判断智力却极差。他们无视于此药只要已经吃上了，必须一辈子吃到底，就可以判断此药不能用。不管这个医药公司牌子如何过硬，他们也都应该知道，药品公司不可能让某些人进行一辈子的吃药实验。他们下的赌注，则是把自己作为该药长期应用的试验品——这就好像投入了一场有败无胜、有去无回的赌命式试验，活一辈子都得警惕病毒的爆发。他们竟然也不问一问自己所学的知识：有这样一种可以长期被药物抑制的微生物吗？

当然，兄弟俩也着急了，于是向老师、师兄弟请教。回答是“照说明书上的用药指导办”。原来，老师和师兄弟用药的学识也仅止于说明书，好不到哪里去。

田伟只得继续服药，病情则是越来越恶化。当医院决定叫他不要再服药时，已经太迟了——他已经脱水、大出血而死亡。田文觉得弟弟死得冤，好好的就这么一个月之间就见不到了。

“2001年六月，田文偶然从一个医学网页上了解到，2000年在新加坡举行的肝炎国际大会上，新加坡中央医院肠胃肝脏科医生周蕴菁指出：『有证据显示，有些B型肝炎患者在服用拉米夫啶（贺普丁）后，因体内病毒变异而引发爆发性（猛爆性）肝炎，导致性命垂危，比原先的情况更棘手。』在国内外已有相当数量，因贺普丁毒负作用引发原有肝病加重死亡的病例报导及论述。”

这期间，在杭州、上海，都相继出现服用贺普丁引起呕吐、腹泻、大出血而致死亡的病例报导。杭州的死者家属甚至还从纽西兰取得了该药的英文版说明书，其中标明：“该药品的临床效果的完整报告尚未得到，有待进一步研究”，“能否治愈传染性B肝或只是控制病情，减少与肝脏有关联的一些健康问题，仍不得而知。”——这显然与我们这里看到的说明书出入很大。

“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批准的该药说明书则写明：拉米夫啶不能完全治愈B肝，它的远期疗效也未知。”——既然远期疗效未知，那么“服用后不能停药”则是明显的、拿病人性命开玩笑的错误。

生产贺普丁的公司是世界顶尖级公司，拥有高度声誉。因此，上海死亡患者家属曾起诉该公司而败诉。世界现有B肝患者3.5亿，我们这里占1/3。这也意味着，我们是该公司最大的客户，年销售量达八亿元人民币，说明了此药服用人数之多，给该公司带来的利润难以计数。这个公司给我们的用药说明书却隐瞒了所有不利之词。

这也已经表示，所有贺普丁服用者都已经处在这危险状态之中，哪一天会病毒变异、爆发，都很难预料。但为什么在我们这里的说明书就没有写上这些警句？是管理当局的失职，还是被该公司拉下水？——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所有的服药者，都已经被无辜的绑架在“贺普丁远期疗效”的试验船上做“人质”了！

田伟不知道自己使用贺普丁的知识，并没有比他父亲懂得多。原来，他的老师、师兄弟，同样都是看说明书而使用药品的人——博导（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无不如此。

田伟的悲剧也暴露出西医学的一个大漏洞：医生不懂药物，绝大多数的医师原来也只靠药品说明书治病。而药品说明书是从药品商人那里出来的，一个学医学到做医学博士的人，却会因为药品说明书出问题而送了命。还好他还没有成为医生，如果每天临床看病，他所参照的药品说明书有问题，那又将有多少人因他不可被质疑的“权威”、他的高级学历而送命？

如果药品商人出了道德问题，患者到医院去看病，医师处方中的药品，就可能潜伏着危险。按药品在市场上推陈出新的速度，可以推断，医师与主任医师的用药本领，也就这么差不多水平了。

任何抑制病毒的药物如果让患者长期使用，必然会迫使病毒变异而导致使用者生命的危险 ——因为，病毒也是一种生命体，它不可能长期被抑制。为了种族的繁衍，它必然会突破抑制。田伟的死，并不是药物中毒，而唯一可以解释的是周蕴菁医师的研究告诫：病毒的迅速变异、爆发，引起死亡。

当然有许多人不会马上发生这种情况，因为人体内在免疫机能的个体差异是无法预料的。但远期疗效既然是个未知数，此药一开始服用就不能停的说法，是有问题的。这说明这个“拥有高度声誉的”、“顶尖级的”世界著名制药企业，大规模销售此药是如何的践踏人们的性命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了。

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已经可以确认：现在所有服用贺普丁治疗B肝的患者，都正以他们遥不可及的希望，连带赔上他们的健康和摇摇欲坠的性命，成了付钱的试验者。

医生都会对慢性病的病人说，此药必须长期服用。田伟的死亡，就是因为他相信必须长期使用该药。他就没有打个问号，病毒能否被长期抑制？如同许多高血压病人，也正乖乖的听凭医生的吩咐，长期服用降压药。然而长服降压药的患者，其血液中的血管紧张素也会逐渐升高，这种血管紧张素又制造了血压升高，日复一日。这又是什么治病逻辑呢？

把病与药割裂开来研究：研究病的人，专门找寻致病的病原；研究药的人，则专门致力于用什么药来对抗病原——这样分开，疏忽了一个生病中最为重要问题，就是生病的人对该疾病的调校能力。因为，不管有多好的诊断，不管有多好的对付病原的药物，都离不开患者自身的这种能力。如果患者已经丧失了这种能力，最准确的诊断和最好的药物都将无济于事。

人的生命本来就有很顽强的自我防卫能力，并不是很容易地就会被B肝病毒摧毁，有时候还能将这些病毒归顺、同化，让它在体内生存着，与身上的其他微生物共存。

对已经臣服的敌人只能以善意同化，如果反而加以压迫、挑衅、激化，必然要引起它们的骚动、反抗，进而再次聚集力量，进行反扑。在我看来，使用这种药，实际上反而是对已经被人体机能抑制的病毒的一种挑衅。

根据现代分子生物学家的研究，许多致病微生物存在我们的身体中，不加以刺激，它们是不会得到繁衍，或者释放毒素而发病的。它们只有在受到刺激的情况下，才会兴风作浪。

贺普丁是一种抑制病毒的新药，不宜使用于健康的病毒携带者，这是当医生的人应该知道的。然而，很多缺乏逻辑思维训练的医生和患者，一看到新药品就好像看到了新希望，迫不及待的就开始盲目使用——医生或许可以说是因为黔驴技穷，好不容易又出现了一张“新牌”可打。药局或许是为了赚钱，打铁趁热。但病人自己又有什么利益可图呢？可见学习求医用药的常识、培养不盲从的态度，对每一个人有多么重要了。

我想，上面所列的药物灾难，以前如此，今后也一样，绝不会停止。所以我只能在这里呼吁：千万不要迷信新药！尤其在应用的头几年，特别要注意新药的负作用。

一言以蔽之，这个以对抗微生物作为治疗手段的医学观，始终都没有能力克服自己先天的一个致命的缺陷——无视人体生命为生存而努力的内在本能。

事实上，在正常情况下，微生物并不会侵犯人体。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乃是人体由于各种内外在原因，在内部产生了“正气的虚”，才使得“邪气”得到进入的机会，于是才会生病。

而即使微生物已经进入人体，人体仍然会使出浑身解数与之适应或抗衡，并提高自己的免疫能力。可怕的是，病人和医生们都不珍惜人体自身存在的这种能力，反而是殚精竭虑、无怨无悔的使用着不着边际的治疗方法或药物，损害或摧毁自己，终而导致相反的结果——看不到尽头的疾病，以及死亡的提早降临。

病在身上尤可治，病在心里、脑子里，无可医啊！

（8）治疗中的自觉症状

人的生命，是个很严密的机体，它有着极完善的自我防卫能力。这种能力，我们把它叫做“生命的自组织性”本能。

人生了病，就会表现不舒服，叫做自觉症状，它就是生命的自组织性的一种表现。这既是一种病理现象，引起人体的不舒服，同时也是一种生理现象，引发机体的自我防卫。

比如气管发炎痰多了起来，就会发生咳嗽。咳嗽也是一种自我防卫反应，是为防止气管被痰液堵塞而产生的。气管堵塞几分钟，人就会死亡，为了避免堵塞，排除痰液，就不得不咳嗽，而且这些痰涎也会杀菌，对于那些致使气管发炎的微生物来说，是克星。

再如吃进了不清洁的食物要发生呕吐或腹泻，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这些东西在腹中腐烂，产生毒素使人中毒。

生命需要自我防卫，但有时也会防卫过当。有了自觉症状而去求医，目的绝不是为阻挡或扼杀自我防卫，而是为了避免防卫过当。所谓防卫过当，譬如生命为了排毒发出了腹泻的指令，但排出毒素后仍在执行，或者在排出一部分毒素后，可以内部解决了，它的运转机能却停不下来，这就叫过当。

有一得，也必有一失。所谓得失，是指排出毒素获得平安（得），但却必定要消耗精力（失）。身体不会无中生有，这些为排除病毒而必须有的精力，其实是从其他系统“抽调”过来的，因而也可能会导致其他系统出现防卫能力不足的情况。

疾病的产生、变化，所发生的症状，是病原经过内化而出现的一种复杂现象，至今我们医学、生物学、心理学等等加起来，所能知道的也还很少。尤其是医学，是一门极其复杂的生命科学，人类所知的仍远远不足以应付自己的健康与疾病问题。

自觉症状，意思是自己感觉到不舒服。没有自觉症状就进行治疗或用药，就是不相信自己生命的抗病能力，而拿自己的生命去做药物或治疗手段的试验品——不相信、不珍惜自己的抗病能力，就注定容易上当受骗。被骗子骗了你的钱还是小事，如果骗去的是健康、是你的生命，那一回头就是百年身了——生命就像时间，只有向前，没有向后，失去了就拿不回来了。

那么，是谁骗了你呢？在埋怨医学、医院、医生、医药之前，请先切记：是我们不必要的担忧和害怕，以及我们不切实际的想象和期望，骗了我们自己！若非如此，他们又怎能骗得了你呢？因此也唯有先充实我们自己对身体、生命、健康与疾病，以及求医用药的知识或常识，也才能免去这场以生命为代价的盲从行为！

现在的检查手段只能检查你的躯体，却不能检查你的生命。躯体与生命虽然要相互依存，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躯体是物质性的，生命是非物质的。躯体与生命在一起，才叫做活着。躯体没有了生命，就是死亡。躯体可以失去一部分，而仍然能够活着。生命却是一个全息体，不能失去任何一个部分，失去即是死亡。

因为生命是个不断运行的系统，不允许任何一个地方断裂，否则就无法运行。若非绝对必要，请千万不要随意开刀动手术。而生命中不管那一部分，出了障碍就会出现自觉症状。躯体上的某一非要害部分即使有不完善，或者出现缺失，生命都有足够的应变本能去弥补、去适应、去融合，或者去抗衡。

排除外来的突然伤害因素，如意外伤害、虫、蛇、野兽等的伤害，自身的疾病产生，大都由微生物的感染，或饮食不慎、情感太过等引起。然而，我们必须相信，生命为自我防卫，早就设置好克服这些疾病的能力。

假设疾病的作用是一种力，那么，我们的这种防卫能力便会发出反作用力 —— 发热、疼痛、咳嗽、呕吐、腹泻、头晕、口苦、口渴、尿频……等等不胜枚举的自觉症状，都可以说是机体自我防卫的表现，它们既是病理现象，也是生理现象。这个时候，作为医生或患者，都应该正确对待，在致力排除“病理”的同时，更要顾及支持“生理”。为了健康，绝不能草率。

生了病就会有痒酸痛麻木等感觉。除非已经麻木，否则有病而没有感觉（自觉症状），绝大多数都表示里面的病已被生命的自组织能力所“包围”，已达到了某种平衡，那些过分的关注或干预，反而容易破坏平衡。真要有自觉症状，再去进行针对性的检查，才能发现疾病，才能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所有那些该让生命去做的，就放手让生命去做吧。生命会因此而更为强大的！

（9）化学药物的灾难

许多人一见发热便去输液并使用抗生素，其实这种治疗方法是错误的。

我朋友金先生的妹妹，在美国当医生。一天，金先生去看望他的妹妹，碰上他妹妹发热已四天，说因为喉咙有点红肿发痛，只是一般的感冒，就一直没用过药。金先生自己也正发咽喉痛，在含着胖大海含片，他妹妹就要了一粒试试，登时就觉得自己咽喉舒服多了。

身为西医的她对西药，却什么都不敢用。她说西方的内科医生都对抗生素敬而远之，万不得已才用。反观我们这里，长期以来，我们的医院一见到有发热的病人，便认为是炎症，就给他输液，加用抗生素消炎，原来这些还是从早先的西方学过来的，而人家早就改弦易辙了，怎知道我们却还老抓着不放。

西方一些先进国家都在积极宣传抗生素的负作用，因此即使遇上一些感冒发热的流行期，医院仍病人稀少。许多病人发热不再动不动就到医院去，因为他们知道（已经被普遍灌输了）一般的感冒发热并不是抗生素的适应症，注射这些药物不仅纯属于多余之举，而且还得预防不能预料的毒负作用。反观我们这里，每逢感冒流行、流行感冒，医院就要大排长龙，等着输液、吊点滴。

法国自二OO二年开始宣传抗生素的危害，到二OO六年年底，前后不到五年，抗生素的使用量便减少了17%，全国节约了五亿欧元的医疗费用。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人们的健康问题——社会整体因抗生素使用的减少，许多疾病的滋生变少了，健康也因而增进了。

药不是好东西，抗生素更不是好东西，越少用越好。过去我在温州镬（锅具）罐厂当厂医，那是个国营工厂，工人享受全民劳保，医疗费百分百完全报销。工人大多数不识字，也不懂医理，用药则以为越贵越好。那时候抗生素稀缺，他们就把抗生素都当成了治百病的仙丹，有时候问也不问就自动取药，也不按规定乱吃药。我亲眼目睹有几个工人吃出了毛病，有的脸色青紫，我一看就知道知道这是药物伤肝，微循环障碍所致。有一位还发急性肝坏死，无药可救。

现在行政部门天天宣传医保（中国大陆的强制性医疗保险制度）覆盖率，当成重要政绩。但如果社会大众不懂得一些最基本的医学常识，缺乏最基本的文化道德素养，对医疗、医药也抱持着“占便宜”的心理，认为“不吃白不吃”，乱吃药、瞎治疗，那就是祸而不是福了。

医与药，都是“双刃剑”，不是把病治好，就会把病治坏，让治疗者提早送终。

（10）怀孕请千万不要服西药

十九世纪末，研究者发现一种叫做二硝基酚（2,4-dinitrophenol；Aldifen）的化学剂，能加速动物的新陈代谢。

“一九三一年，美国史丹佛大学（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的药理学家和医师们开始对这种药进行广泛的动物实验，后来又试用于人。经过两年努力，他们得出一个结论：『不显示毒害的』二硝基酚剂，能够加速人体的新陈代谢，因此可以减肥。”

于是二硝基酚制剂迅速在欧美两大洲大行其道。一九三五年秋，却在美国、巴西和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发生了白内障流行病，患者都是肥胖妇女，且都是为了迅速减肥的二硝基酚的服用者。后来，各国相继禁用该药。

一九六一年十月，三位德国医师在西德妇科学家会议上，分别报告很多婴儿发生畸形。这种畸形婴儿没有臂和腿，手和脚直接连在身体上，很像一只海豹的肢体，所以称为“海豹肢畸形”。连同他们的心脏和胃肠道，经常也发生畸形，这些婴儿大约有一半死亡。

这种海豹肢畸形以前是很少见的。连茨教授指出，妇女在怀孕初期服用“反应停”（Thalidomide，亦名“沙利度胺”，作为阻止孕妇早期呕吐的用药，被广泛使用于二十世纪中期）可能是海豹肢畸形的病因……。从一九五六年出售后的六年间，仅在西德就曾引起六千到八千例畸胎个案……。每个国家在禁售反应停九个月后，这种“流行病”才得以停止。

反应停还有另一种负作用，它会引起多发性神经炎。……但为什么发现问题不能及时采取措施来减轻损失呢？原来，反应停在十七个国家里采用了近一百个商品名称而隐蔽起来了。官方机构的拖拉作风妨碍了及时采取措施，而药厂和药商则为了利润，不愿放弃这种药的生产和销售。美国严格审查出售“反应停”的事实，说明这种灾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再如为了降低血胆固醇，使用三苯乙醇（Homovanillyl alcohol，多半存在于烤烟的菸叶中），导致阳萎、失明。为治疗先兆流产，使用己烯雌酚（stilbestrol，主要被使用于功能性出血、闭经等症），导致阴道癌，经十三到二十二年之后才会表现出来。

药物灾难在西方医学界频频出现、司空见惯，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种新药为害的趋势，似乎谁也没有能力论证如何遏止。根本原因，就是医学的思路问题：医学界、医药界在用药的时候，只注意个体的同一性，忽略了个体的特异性、唯一性。因此，只要出现一种被广泛使用的西药，就必然汇出一种药物的、药源性的流行病。这表明，所有的药物施用者与使用者，都是药物的试验品，共同成为一种新流行病的制造者。

每个个体，对待疾病和药物耐受的能力各不相同，人类能不能发明一种永远不会被废止的化学合成药物呢？答案是否定的，永远不可能！而逢药三分毒，长期服用便等于长期不断的中毒——这是千年万代不移的法则。

因此，只要某药全面铺开，必然有一部分人要遭受药害，直到该药被迫停止使用。所以，许多西药从发明到展开使用的时间不下十年，有的还要更长。而在使用后又被废止的时间，平均却只有三到五年，甚至更短。

但仍有一些准妈妈们不知道服西药对腹中孩子的危害。

事实上，有许多药物并不止于一种负作用，大多数时候我们也都只能看到它主要的影响，而疏忽了它不容易被发觉的、不明显的病症。这里也说明了，用西医学的方法看问题，往往也就只看到一面、一线，甚或一点。

怀孕发生的反应：头晕、恶心、呕吐、嗜睡、腹痛等症状，表现很剧烈的，好像得了很重的病，也真的非常不好受，但其实也是妇女一种特殊时期的生理现象。因为怀孕使妇女内部原来的生理起了变化，一个人的营养要分为两个部分供应，而且还要以胎儿为主。怀孕后自身的供应突然减少，生命就对这种非常态的“不公平待遇”进行“抗议”。也有人把这种现象叫做“病子”，意思就是因为怀子、孕子而得的“病象”，但均属于正常反应，一点关系也没有。

然而有的人“病子”病得很厉害，一心只想赶快排除掉这些症状。西医的方法就是以比较强硬的手段或药剂，把这些症状断除掉，而“反应停”这药确实能使“病子”的症状很快消失，但对怀孕者的生理却有一定的破坏作用。

病理现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都是生理现象，这种只想暂时为孕妇取得舒服、痛快的用药，换来的却是孩子的畸形，转眼就成了二个人一辈子的痛苦。

“病子”现象很类似西医所说的“内分泌失调”。因为，人的生命的平衡，从西医的角度来看，都是内分泌的关系，而很多病理现象都会表现出内分泌失调，对西医来说也都是很棘手的问题。即使今日，现代科学也还无法分析出许多疾病内分泌失调的原因，那是因为我们到现在对自身的内分泌激素有多少种，所知都还非常贫乏。

“反应停”是一种镇静止痛药物，病人被镇静了、麻痹了，机能睡着了，当然不会感到恶心呕吐了。有许多疾病的表现，都是以疼痛出现的。许多人并不知道，或许也不相信，疼痛虽然不好，但是，它是一种报警的信号，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亦即危及生命的时候，才可以使用这些药物。只为镇痛而镇痛、止痛而止痛，如此滥用必然会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后果，且往往一旦发生，便是悔之莫及。

怀孕妇女如觉得有不舒服，最好去看中医。中医用药物旨在调整平衡，对腹中胎儿只有好处，而无坏处。一位妇女怀孕发热，自己去买来四环素（Tetracycline，一种广谱抑菌剂，高浓度时具有杀菌作用）服用，后来生下的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没养多久也就亡故了，从此深陷遗憾，后悔不己。四环素是很损牙的，四、五十岁的人，牙齿黄黑不牢固，就是它闯的祸。

医学家奥斯勒（William Osler，1849-1919；加拿大临床医学家，1890年获选伦敦皇家学会会员，1904年被聘为牛津大学内科学教授）说：“医师们的首要任务之一，是教育群众不要依赖医药。……必须教育很多医生，不要开没有必要的药方。……医师每天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处境，是如何治疗和帮助病人，而不会损害他们的问题。”诚哉斯言！

（本文所引用的资料，主要摘自《现代医药中的错误》，刘经堂、朱正芳编译，广东科技出版社）

（11）切记远离激素类药剂

西医对顽固的疾病很喜欢使用强的松（Prednisone，或称「泼尼松”）一类的激素药物，尤其是风湿病、类风湿、慢性炎症和一些疑难病。西医认为它能激发人体机能，但就我所知，激素的使用并没有提高对这些疾病的治愈率，其负作用却已经令人闻而生畏。

根据二OO五年七月二十日报上的一篇报导：十五岁的小峰患脚癣，走进上海一家知名的医院，专家给他注射“得宝松”（Diprospan，一种糖皮质激素注射剂），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

注射“得宝松”七天后，小峰的脚上开始发出水泡，而且越来越多。他父母根据医生建议送去住院，几天过去病情还是控制不住。医生改用第二种激素“强的松”，随后又再改用“甲强龙”（Sou-Medrol，又称“丁二酸钠”，也是一种糖皮质激素注射液），但见脚底水泡逐渐好转，于是就出院了。出院后每天必须服八片“强的松”，但仍挡不住持续再发的疱疹。仅仅五天，又因痒痛难忍，重新再回去该院专家门诊。专家开的药是每天给他注射七支“地塞米松”（dexamethasone，或称“德沙美松”，属危重疾病的急救用药）。

随着时间过去，病情日趋严重，只得再次住院。医生建议换一种新的进口药，每天打两针。小峰的妈妈一看，仍是第一次使用的“得宝松”。但因为已过量使用这种激素类药物，使得小峰免疫力损耗殆尽，发起了高烧，几乎不行了。他父母为抢救儿子的生命，转送上海。医生说从来没有见过抵抗力这么差的病人，靠用了昂贵的人血白蛋白，一天十一瓶，才抢救回来。

这些年来，生命虽然保住了，但小峰已经从一个爱好打篮球的、机灵的孩子，变成了一个不爱说话、神情呆滞、性发育受到抑制、二十岁还没有喉结，患有脂肪肝、胆结石、骨质疏松，经不起任何感染的长期病人。上海的医院认为这是“大量使用糖皮质激素（肾上腺皮质素）”的结果。

小峰的妈妈后来持续查阅有关资料后，这才知道小峰的足底水泡和足癣是真菌感染，而且被列为糖皮质激素的禁忌症。这说明了挂着专家牌子的专家，竟然也是一些最缺乏基本医学知识和医疗道德的高级药品推销员，哪里还有一点专家的规格和风范？治疗既已出了毛病，为什么不立即反思，反而继续坚持激素治疗，不计后果（也许还真是不懂后果）？难道我们就不配拥有更好的医疗质量和医疗水平吗？

人体内的激素多种多样，不仅仅只有肾及其所属附件，因此单纯使用激素，就会破坏内分泌的平衡，导致出现更为严重的疾病。现在一些年轻医生，连碰到咳嗽这类症状都用起强的松这一类药剂，这样做后果会好吗？有的用多了，若没有配合着激素一起使用，药效就不灵，而我们身体本体的激素分泌遭到破坏，人就会发浮肿，多病多难，这类激素的使用，也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偶一而为之。

由于医疗机构只讲赚钱、见猎心喜，某些医生的道德观念早也就丧失殆尽。因此我奉劝病人一定要加强一点使用这些药物的常识，能在医生用药时进行监督，或者尽可能回避这类风险，别让医学、医药、医生们有意无意之间害了你。

魏君有个朋友，坐空调车受寒，两脚酸软且痛，医院里的医生给他打“封闭针”，当然用强的松龙。暂且不提注射时的疼痛，至今十年仍不会行走。这当然有患者自己的内在原因，但注射激素确实会使易治的病变得难治，医生不能辞其咎。因为，医生不认识这是什么病，该用什么药，使用局封（也就是“封闭疗法”，由局部麻醉演变而来，是一种专门对治疼痛的疗法）也只是试试看。

建议阅过本文的朋友，去我们有些医院看西医，千万问明是什么病、用什么药。如果医生讲不出病名，药单里有激素的话，你就要小心为妙。强的松对许多有胃病的人（尤其是胃寒凉的），伤害如影随形，有急慢性胃炎的，最易导致急性胃出血。

我的岳父一次咳嗽，那时候有公家报销，就拿了一张三联单到医院。医生开一些止咳消炎药加强的松，只吃一次，心下就如石板一样痞闷。我知道他的胃素来寒凉，就嘱熬一碗姜汤，喝下去就没事了。从此知道了强的松的药性，是很寒凉的。

这次凑巧，魏君的夫人也在空调车上受寒，两脚同样发酸，就不敢再去医院了，于是来找我。中医治痛不像西医那样简单化，要辨证论治——痛的原因在《黄帝内经》里说了三点：不通则痛，热胜则痛，寒胜则痛。我知道他夫人受寒得病，摸脉没有热象，就给她处“阳和汤”，服了九帖药，即完好如初。

药方中的鹿角胶、炮山甲、炮姜、麻黄、白芥子等都是温热药，我还加上附子。他的夫人原有高血压，曾患轻度中风，天天吃降压片。幸好他不知道我开的是什么药，如果告诉了她，一定不敢吃。因为，人们都以为高血压不能吃温热药，认为吃了血压会升高。

还是这句话：中医只根据身体的需要，并非全然只执着在这些“病名”的片面。

（12）是中药也不能盲目使用

报上刊载了这么一篇《误服参汤，一家人住了院》：

“乐清市虹桥镇三村赵某的老伴、女儿、女婿，服用一根大人参后住院了，而服侍他们的赵某也累得住进了医院。

四月上旬，一位在东北做生意的亲戚回乡时给赵某送来一根人参，足有五十多克重。五月二十二日，赵某的女儿、女婿来了，她到药店买了几味中药和大人参一起熬了一锅“参汤”，分做三大碗，让老伴、女儿及女婿一起喝下。当晚，赵的老伴说心慌头痛，赵某在邻居的帮助下，将老伴送医。到医院不久，赵某接到女婿电话，说他的女儿一直嚷着难受，现在鼻子流血不止，他就将她送往医院。而且，赵某的女婿说自己也感到鼻息沉重，口舌发干。经诊断，赵某老伴、女儿及女婿均系过量服食人参汤导致内热出血，赵的女儿由于口服最多，而且吃掉她和丈夫碗里的『人参渣』，引起急性肾炎，血尿不止。”

这个一家服人参中毒的例子，就是因为人参是补气药。所谓“气有余，便是火”，成了内热出血的根源。

对中医来说，吃补也不能乱吃，补药有补阴、补阳、补气、补血，不能补错。错了，适得其反，好事就变成了坏事。现在市面上各种补药的宣传铺天盖地，补血、补钙、强肾壮阳、安神益智……，说得神乎其神，其实都不能乱服，尤其是自己盲目去“对症下药”。有的人认为这些都是用中药做的，没有毒副作用，这种讲法是不负责任的。

“逢药三分毒”，这是最普通的常识，即使是补药，也需要中医师辨证论治。例如补阴药六味地黄丸，许多人都知道它补肾阴，如果肾阴虚腰痛，此药当然有效。但若是长服，就要考虑碍胃的问题。再如淫羊藿、阳起石、海狗肾等壮阳药，有的人为了满足性生活而常服，结果弄巧成拙，往往导致阳痿的结果。

现在社会追求医疗市场，结果就是使得医师商人化了，他做医务工作的目的就不是治病，而是如何赚取更多的钱，不应该吃药的，他要你吃药，不应该动手术的，他要你动手术。面对只顾赚钱的医师，当然很冒险。你要他给你做手术，那就更危险了。

我认为，生了病，首先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生命体有调整和抵抗疾病的能力，要善于利用和维护自己的这种能力，不要惊慌、不要乱吃药、不能自乱阵脚，这是最重要的。

已知的如氯霉素（Chloramphenicol，一种抑菌性广谱抗生素 ）容易导致造血功能障碍。四环素导致骨髓色素沉着，造成四环素牙。抗结核药物都会使肝功能伤害。许多抗生素都会损害肾功能——不乱用西药和中成药，尤其是抗生素等，这才是聪明人、聪明的病人。

（13）凡是药都不能多服久服

现在生病找医生，大家都感觉如今的医生已不比过去，心中的信任度差了。

过去我们看病，医生说什么我们都会听。我的一位朋友患有高血脂、高血压，平时都吃一般的地平片（Amlodipine besylate tablets，苯磺酸氨氯地平片），降压效果还可以。有一次他去上海看望女儿，女儿带他到一所很有名的医院检查身体。医生给他开了一瓶去脂降压片，据说是一种新药，要价不便宜，还说吃药不能停。

回来后告诉我说，幸好他听过我上的课，没有受骗上当。个人适应不适应都不知道，就这样盲目吃起来，而且不能停，吃上了有负作用怎么办？所以他就没有买，算是只白花了一些检查费。

前文讲过《贺普丁疑云》的故事，新药层出不穷，药商急功近利，没有经过长期的实践观察就投放市场，因此，它们的长期毒负作用都还不得而知。例如康泰克（Compound Pseudoephedrine HCl Sustained Release Capsules，缓解感冒症状胶囊），全国各大医院已经用了多年，现在才知道它有问题（按：2011年，此药改称“新康泰克”），人就成了药物的试验品。

中医按症施药，没有症状就不能用药。譬如“龙胆泻肝丸”是治疗肝火头痛的药物，有人却买来常服，结果得了肾萎缩病。这也就说明了，即使是打着中药旗号的中成药，也不能乱用、长期用。

《素问》（黄帝内经）早就提出告诫：“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无使过之，伤其正也。”又说：“久而增气，物化之常；气增而久，夭之由也。”真正的中医，是从来没有叫人经常服药的。

现在治疗高血压、糖尿病，医生都嘱咐病人一辈子服药，这都大有问题。常服降压药，也只能是表面血压的稳定，其效果适得其反。

一九六三年，已有研究报告称，降压治疗后，冠心病与心脏猝死的案例反而多起来了。一九七O年也有人报告类似的结果。因此，有人提出对于高血压的药物降压治疗，应予以重新评价，并且应及时研究其危险性。就已知的结果来说，常服降压药治疗高血压的病人，血中肾素与血管紧张素等加压的物质反而提高。我的朋友娄绍昆，把这种适得其反的现象，称为“反目的效果”，意指这种用药、治疗的方式，只是逼得机体混乱、疾病造反、健康反目，很有新意。

医生治病的目的是为了救助生命，而其结果反而害了生命，与初始目的完全相反，得到的只能是“反目的效果”，现代医学称之为“矫正病理”的这种不计后果的对症对抗治疗，对人的寿命来说，无疑只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损伤。

《和剂局方》（全名“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宋代官修方书）一书中，也常常说某些药可以常服、久服，被元代医家朱丹溪批评：“制药方治疗疾病，最要紧的是恰当，现在看《局方》里有许多地方，不说辨证论治，只说要多服、常服、久服”，这是“集中前人已经生效的药方，治疗现在无限的疾病，实际在刻舟求剑，按图索骥，这样的教条、本本，想做个好医生，难得很！”—— 要想生命的安全，就没有常服、久服的道理，也没有这样的药物；即使是滋补的药物，也不能常服。

久用助消化药，“克伐胃气”，反易导致消化不良；久用通便的药物，会降低机体自身排便反射的能力……；直接补充激素的包办代替，不仅会使原有机能退化，还会严重破坏内分泌的平衡。

我们的生命活动，需要多种激素，其中还有许多我们还没有发现。现在医院、医生都只草率而单一地使用某一种或几种，就极易破坏其制约的机制。而人体里的各种激素，都会自动定时、按需、按量分泌，你补充了，它就不分泌了，这就是现在许多人内分泌紊乱最严重的原因。

现在，市面上有许多广告，说女人要常服雌性激素、美容要多通大便、孩子老年要补钙等等，这些广告宣传的误导和刺激，对人们的健康来说，都隐藏着重大的风险。

医疗关系商业化、商品化之后，医学成为为谋利而存在的东西，医生和医药都沦为谋利的工具，被害的永远都只是无辜的求医大众。

（14）谨防维他命过多吃

到医院里看病，一些医生很喜欢给病人开维他命。

曾经有一段时间，风传大剂量的维生素C可以抗癌，于是医生就忙着给来看病的人使用大剂量的维生素C。后来有报导说经过研究，许多服大剂量维生素C的人吃出了毛病，于是又没有医生再这么使用了。

临床上都用维生素B2治疗口腔炎，可是我在临床中却觉得它效果并不好，而利用中药对症治疗，往往发现口腔炎都会随着主症的好转而消除。所以，我对口腔炎用缺乏维生素B2来解释，以及用它来治疗，始终持疑。

维生素也被称为“维他命”、“维他赐保命”，似乎说明了它与生命的维持和“维护”关系。也确实有许多疾病，都与缺少维生素有关，久而久之，还会导致严重疾病。

人体就像一座极为复杂的化工厂，里面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化学反应，这些反应都需要一些酶参与催化。而酶的活动，就必须有辅酶的参与。许多维生素，就是辅酶的重要组成成分。因此，可以认为，维生素是机体维持和调节正常代谢的重要物质。但是，它们在人体里也只能占有一定的比例，太少了会生病，过多了，也会生病。

曾有过报导，某国一军舰在北极圈航行，因天气突变，食物短缺，全体乘员登上某岛暂住。不料，一段时间后，许多人患上了头痛、恶心、口渴、多尿、低热、嗜睡、肌肉僵硬、皮肤瘙痒、软组织钙化等症状，经检验才知道大家得的是维生素A、D过多症。这是因为这里的居民都吃海豹、海象的肉和内脏，这些食物本身就含有大量的维生素A、D，当地居民已经适应了这种食物，能自动将过多的维生素排出，而这些乘员都只是这个“食物圈”短期的外来者，身体没有这种新陈代谢能力，以致积累中毒。

维生素A存在于动物的肝脏、鱼肝油、奶类、蛋类、鱼卵，以及譬如胡萝卜、红心甜薯、菠菜等食物中，一般情况下，我们并不会缺乏。它的主要功能是维持正常视力，预防夜盲症；维持上皮细胞组织健康；促进生长发育；增加对传染病的抵抗力；预防和治疗干眼病等等。而如果摄食过多，就会产生厌食、容易激动、长骨末端疼痛、肢体活动受限、头发稀疏、肝肿大、肌肉僵硬、皮肤瘙痒、头痛、头晕等等症状。

如果是急性中毒，成人于六到八小时后会出现嗜睡，或过度兴奋、头痛、呕吐、颅内压增高，十二到三十小时后，皮肤开始红肿变厚，继之脱皮（以手、脚掌最为明显）。婴幼儿急性中毒则以颅内压增高为主要特征，出现前囟饱满、恶心、呕吐、眼底水肿和脑脊液压增高等等危急症状。

维生素D存在于动物的肝脏、卵黄、奶类，是调节钙和磷代谢，促进小肠对钙和磷的吸收和利用，对骨骼形成极为重要，促使机体构成健全的骨骼和牙齿。过多则表现头痛、厌食、恶心、口渴、多尿、低热、嗜睡、软组织钙化，甚至会出现肾功能衰竭、高血压等等，但只要停止服用数周后，便可恢复正常。

因此，切切记得：绝不能把鱼肝油丸作为孩子经常使用的补品 —— 真要对他好，就别做这些得不偿失的事！

维生素E来源于各种植物油（包括麦胚油、棉籽油、玉米油、花生油、芝麻油等等）、谷物的胚芽、许多绿色植物、肉、奶油、奶、蛋等等。它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具有延缓衰老、预防癌症、增加免疫力的功效，与器官和胚胎的发育有关，临床都用来治疗不孕症和习惯性流产。过多则可致血管栓塞、高血压、视力模糊、乳腺肿大、腹泻、头晕、头痛、恶心、胃痉挛、乏力软弱、免疫力下降和性功能减退等等长期症状。

维生素C大量存在于绿色食物中，它能维持人体细胞之间联络组织的正常机能，对于骨骼、牙齿、血管、肌肉的正常功能，都极为重要，可促进人体生长、铁的吸收和伤口愈合，具有防癌抗癌作用，还可促进心肌利用葡萄糖和心肌糖原的合成。

缺乏时，会引起齿骨不固、血管脆弱、食欲不振、发育不良，严重时会出现皮下出血、口腔及消化道黏膜出血和坏血病。过多也同样会削弱人体的免疫力，引起胃痛和肠胃功能失调、泌尿系统结石、深静脉血栓形成、血管内溶血或凝血。所以，也千万不能大量服用。

总以为维生素吃一些不碍事，但这并没有什么血液检验为依据。事实上，有不足，就必然有多余，不足与过多都会致病。所以，还是不能乱开。

（15）最好的医药，就在我们的身体里

不管疾病的来路如何，我认为，无论求医、用药，都要先能深刻认识我们人体的自身功能，才是唯一正确。

过分的相信药物，或过分的依赖医生，都只会导致医源、药源性疾病越来越多、越来越猖獗，被祸害的就是我们自己，而唯有平常就有意识的提高用医用药的知识，帮助我们自己能够正确使用药物，促使医生能认真负责，我们的抗病、维护自己生命的能力，才能真正的提高。

没有病的人，不要常常去想自己得什么绝症——人是有明确意识的动物，意识系统是生命的指挥中枢，人的病有很多都是意识活动造成的，意识运用太过，反而会致病。最糟糕的是，不幸有许多没有道德的医生，往往会拿某些绝症来吓人，某处有一点点肿块，就有意无意的说要生什么癌，吓得你日夜睡不着，想出毛病来。

我看到一个报道说，女人腹部疼痛就应该重视，有生子宫癌的、有盆腔炎的、有宫外孕的……，说起来都是危险的疾病。他们的意思就是，只有到医院里检查，把毛病诊断出来，予以治疗才可以。这样的报导，一看就知道是花钱买的有偿新闻、置入性手法，借宣传知识，利用媒体做广告。这样的做法，无异是在制造医疗恐怖，这绝不是一个立志行医的人或医疗单位应该做的。

我的一个诗人朋友，平时好好的，一次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他患了肝癌，他听了之后当场昏厥，一星期后即去世。我所知道的肝癌患者，有存活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没有像他这么快地死去的。诗人的意识灵性太过，也许就成了他迅速死亡的原因。

某校的一位老师，患顽固咳嗽住院治疗很久，一天突然心血来潮，一定要医生告诉他生的是什么病，纠缠得医生没了办法，只得告诉他是肺癌；第二天他就死了。住院很久未死，怎么一听到自己是肺癌就马上死了呢？这就是精神崩溃，意识牵引着生命迅速走向终点。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会死的病是医不好的，不会死的病却是容易被医生治坏的——这当然不是说医生故意想把病治坏，而是因为他们用药太没有准则、太过于一厢情愿、太过于草率了。问题也就在于，药是吃到肚子里的东西，如果与所治的病对不上号，就等于吃进了毒品，不会让人好受的。

过去，人们相信医生，是因为他们会尽自己的能力给病人治病，而不惜任何付出，也不计较酬报。而现在，借医疗诓骗钱财的商人太多，甘愿为老板做“打手”、做谋财工具，心系着业务目标的医生，太多了！

（16）输液、吊点滴，打盐水针的常识

1）消炎药物中毒

医师的责任在于治病救人，医师最大的成就来自治愈危急或疑难病人，每医好了一个病，就应该进行一次总结，写一些感想，只有这样才能使临床水平迅速提高。

当我知道了本地某医院骨科病房里的一女孩术后呕吐不止，医院乏策后，只根据自己平时的经验，给她配了一副药，嘱内人煎药送到该院，并交代服药方法，这个女孩服后当即见效。第二天，我亲自送第二帖煎好的汤药，却听邻床说，女孩上午挂液后复发呕吐。我认为是消炎药物毒性反应，就交代女孩的母亲叫医院立即停用消炎药。回家后不放心，怕医院医师不听她的话，就写了一封信给该院骨科医师，告诉他们必须停止注射消炎药物。

过去的这些大医院，瞧不起我们这些个体医师，尤其是中医。病家叫我们去看病，也都得偷偷摸摸，怕医院干涉。现在对生命稍稍重视起来，医院好像也比过去“虚心”了一些。

九月一日晚，我担心骨科那些年轻的医师不愿意停药，又去该医院看望。知道已经不再给这个女孩消炎药，她这一天看来进食很好，脸上也有了笑容。九月四日，她说每次可吃一大碗饭，脸色恢复红润。

一个小生命终于获救了，而其实只是一个很容易想到的方法——停用消炎药，以及对中医来说，一张很普通的镇呕中药方：“旋覆代赭汤”。这张药方还曾治愈一个因呕恶住院两个月而未愈的一位女患者（服用“旋覆代赭汤”的方法是：先服一匙，待四五分钟后，如无呕意，再服一二匙；再待四五分钟后无呕意，可全部一次服完。切忌开始就一下喝光）。

这个事件说明，专科医师临床只知道自己专业以内的知识，而不知道一般的临床症状处理，就有可能将一个生命在无知中断送。任何临床医师都应该知道，病人的生命与我们自己的生命具有同样的价值，忽视这一点，就不配做医师。

所以，医学院里应该开设临床学，集常见的病理症状之大成，写成一本临床专著授给学生应对方法，提供给每一个将来要从事临床治疗的学生们学习。现在的临床医师，也应该补修这门课程——我讲的临床学，主要应该是论述中医对临床常见症状的治疗方法。

西医对这些常见症状当然也有应对方法，例如这样的呕吐，就可以使用健胃镇静药。但西医的治疗是对病的，对症（譬如此案例中的呕吐）治疗效果都不大好。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察明寒热虚实，理法方药丝丝入扣，治疗效果，古今侧目。

既然中西医都是为了治病，相互补充，取长补短有什么不好？但由于进入的视角不同：西医对病，从微观的生理解剖入手；中医对证，从宏观的演绎入手。理法方药的研究也完全不同，中医研究药物的四气五味，用来纠正寒热温凉的偏胜；西医研究药物对细菌或机体的作用。

就目前的水平来说，中西医在理论上是很难结合的，但都是为了治病救人，目标一致，在具体实践中，彼此何妨取长补短，结合使用？例如暑热致晕厥，先放痧、后输液；再如暑热致泻，先补液、后放痧，这种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就能使病人很快复原。

当然，或许这永远都只属于我自己天真的愿望

2）防止缺钾

生老病死是人生规律，谁都避免不了，现在医疗问题多多，尤其是老年人。人老了身体细胞老化，活动力差了，器质性疾病多了起来，例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病都成为流行病了。人老了耐受力差了，害怕许多受苦的检验，例如胃镜、肠镜或其他的一些内窥镜等等。而人老了机能衰退，解毒排毒的能力也差了，用药也最须谨慎。

一天晚上，几个做医生的一起吃晚餐。酒足饭饱之后，来了谈兴，医生们坐在一起，免不了说些治疗上的问题；一位姓马的医生率先发言。

说到老年人，马医师特别高兴，他是个孝顺儿子，家住在市郊山区，山上空气新鲜，饮水清洁，现在生活条件好起来，弟妹和他自己收入都不错，有钱孝敬父母了。他双亲都是寿星，八十多岁了，身体还都硬朗。自己在市区工作已数十年，现在也已退休，而由于父母身体好，心中便无牵挂。

大家在讲现在治病的困难，首先是药费问题。一到医院，打个喷嚏都要上百元人民币，如果医师要你兜一圈检验，那就要命了。马医师笑着说：“我们学医的，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做医师的总不用怕，自己懂一点医学知识很要紧。我曾用二块钱，救了父亲一命。你们信不信？如果自己没有这点知识，那他早完蛋了。”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马医师突然接到家里电话，叫他立即回家，因为他父亲已经奄奄一息，卧床不起，等他回家做最后的嘱咐了。他想想不对，他刚从家里离开没几天，那时父亲身体还很好，怎么就变了？仔细查问，说是得了感冒，在当地医院输液，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现在连讲话的力气也没有了。他知道父亲有高血压病史，一直在吃降压片。降压片有利尿作用，加上连续打了好几天的盐水针，一定是缺钾，就随身带上几支氯化钾注射液。

当时交通不便，山路行车很慢，他到家时天色已经很晚。父亲张嘴都有困难，说话声音极为轻微，他用听诊器仔细的听，肺心虽然衰弱，但没有病变迹象。他认为送医院也一定判为缺钾，于是就打开一支氯化钾给口服。不到二小时，就觉得有好转征象，又给再服半支；第二天早上，他父亲已经能从床上坐起来了，又服一支半，第三天再服一支就复原了。现在四五年过去，身体仍然强健，四支药水只值二块钱。

现在许多老人患高血压症，长期服用降压片的不少，其中有一些人一遇感冒，就喜欢打盐水针，很容易就会缺钾（缺钾的主要症状是乏力）。血钾确实能帮助心脏维持正常的活动，但多了不好，少了也不好，千万要注意。

3）哪种痧气不能输液

热天中暑，民间一般也称为“痧气”。

很多人认为患痧气，输液有危险。因此，天热时身体发热，也不敢去看西医，就怕一进医院就吊点滴。患痧输液的，的确有少数会发生死亡。所以，胆小的医师，在热天碰上发热的病人，为避免麻烦，都嘱咐先放痧、刮痧后，再用药。

西医没有气血运行学说，见到痧气一类的疾病就无法解释。我的诊所正好与卫生院相邻，有时候也有他们介绍来放痧的。到底有哪种痧气不能输液？这也是个攸关性命的问题。

什么是痧气？痧气的本质是机体的信息通路阻塞，而人的生命活动，实际就是一种信息活动。所以我认为生命的本质，就是一个信息运行的过程。中医讲气血运行，西医讲血液循环（循环），其本质就是指信息活动。这种活动，不能有一刻停止。

全身的经络、经穴，都是信息运行的通道，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一旦这种活动有了障碍，通道瘀塞，就叫做痧气。被瘀塞的经络、经穴，和瘀塞的情况，加上人体自身的排瘀能力，很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就会出现不同的痧气症状。所以，大家都说痧有七十二种。

治痧的主要方法是挑针放血，就是在皮肤上，用尖锐的针头，挑破一点表皮，挤出一点瘀血的方法。

还有刮痧，就是利用硬物，在体表或关节处往复摩擦至皮肤上见到紫斑为止。有用热汤熨的、有用冷水敷的……，不同的症状施行不同的治疗方法。放痧的方法因医师的不同而不同，就像中医开药方一样，不同的医师，对不同的病患，都不会开相同的药方。

我曾经有一个工友金某，身体一直不好，有结核性胸膜炎史，后来还在胁下生了一个大疮，长期流脓。但他是一家之主，妻子没工作，孩子年幼，在厂里是个临时工。因为请假要扣工资，“文革”时期也只得咬着牙上班。一天因中暑叫我出诊，说是腹痛，不巧我办事出去了，待回来再到他家，找不到人，邻居说：“早送医院去了。”我赶到医院时，家属说在医院里边输液就边断气了。

我行医数十年，天热时也经常给人放痧。依我的经验，只有极少数人会因痧气死于输液，绝大多数人是不会的。天热，人因汗出过多，血液中水分减少，导致信息运行障碍，加液原本是有好处的。患痧气输液死亡的人，都是那些久病体虚，气虚血少、语声低微的。

所以，在天热时输液，凡逢久病体虚、脸色苍白、语音低微者，切记都要慎用输液。因为气虚血少，本身血液浓度已经不足，本身的信息沟通能力已经不够了，而血液循环必须要求有一定的浓度，输液却会使血液中水分突然增加，冲淡了原来需要的浓度。如果血液浓度到达无法维持信息流通的程度，那就是死亡的来临。

只要你懂了，就可以作为常识，不懂就只能凭运气。在这医疗崩坏的时代，有了这些常识，才能保命！

来源：摘自《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没本领的医生》，主编：高浩宇。图片来自网络/编辑整理：微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