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德孚（71）：论复兴中医的时空机遇

论复兴中医的时空机遇

潘德孚生命医学（2015年01月15日）

研究医学的发展和成熟，首先应该研究社会的构建之元素和规律，明白人类医学之由来，是使医学研究与医疗实践走上正途的根本。 

真正的社科研究与医学研究必须是大时空的。所谓大时空，就是指人类构建社会自始至终的整个历史时间，加上社会构建的基本要素（空间）。上图所示，就是说明医学是人类社会构建的三个基础结构之一，也就是指医学与人类社会自始至终是并生共存的。

可是到现代，由于医疗学术界出现了误导，把医学的研究引向错道，所谓医疗“救死扶伤”，实际是人为的宣传，哪里还有一点救死扶伤的味道？医学已经成了吃人精怪，它在制造一个又一个的“被病”事件，健康者被变成病人，甚至不可救治，其实是被治死了。多少家庭因此而家破人亡？悲剧之所以发生，原来皆来自制药公司的贪婪。

美国加州大学的琼斯教授对癌症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其结论说：“我的研究已证实，拒绝化疗和放疗的癌症病人，包括乳腺癌患者，实际上存活的时间比接受治疗者多了4倍。”（安德烈٠莫瑞兹著，皮海蒂译：《癌症不是病》，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

上个世纪50年代到现在，人们的生命、健康、财产，在“救死扶伤”的口号下受到侵害。人们最珍贵的财富受到侵害，社会必然会陷入混乱。患者杀医事件的出现，只是“冰山”的一个“尖尖角”，其实下面埋藏着的是个毁灭社会的核弹。我国当政者应该看到，这是一次历史赋予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机。

一、医学是社会大时空的产物

现在西方各国都在搞医改，是为了防止医疗精怪可能造成的社会混乱。医学因医疗的实践而提高和成熟，医疗的成熟来自实践的个体性。医疗成熟的表现是疾病治疗的有效性。此有效性取决于人们对社会与医学规律的研究和认识程度的深浅。现代医学的医生用仪器来诊断疾病，仰仗制药公司来研究和生产药物，不知生命健康为何物，怎么能维护健康？而我们却把大量的钱，付给毫无效用的现代医学，希望由它来维护自己的健康，这不是橼木求鱼吗？

但西方学术界由于视野的局限性，不可能知道现代医学本就是资本主义的“自作孽”。这本来与我们无关，但因为世界逐渐走向一体化，人类由于自私本性的局限，西方就把这个怪物输送到中国来了，弄得我们的医学界完全变样：医生不再是对他的医疗诊断和用药负责的人了，也就是医生不再是他所面对的病人的治疗结果负责的人，而是一个为西方制药业销售药物或医疗器械而谋生的人。

在上个世纪初，西方的尖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着的国门，带来了科学和民主两个概念。中国的革命家借此大加宣扬，加上中国文化的自毁能力，这才打败了旧王朝。但是，革命家们没有想到他们取得的革命成果，是以全部否定中华民族的文化为代价而得到的。这个代价实在太大。

西方社会结构的文化基础与中国完全不一样。西方是有组织的海洋商业文化，东方是无组织的大陆个体农业文化。医学要解决的是人的生命与健康的维护而不是疾病。东方的个体农业文化由于它的稳定和保守，因而产生了千古难变的方块汉字和成熟的、能维护健康的中医；加上不倒翁式的集权体制。

西方的商业形成国际垄断资本，跨国托拉斯，组成巨大的利益集团。东方却只能是小农家庭耕织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到现代，稍大的企业都只能是小家族的经济集体，也反映了小农个体经济“自顾自”的思想风貌。

革命在西方，制造出民主政体，实际是经济实体控制了权力实体；在我国，革来革去，最后的结果还是集权制度。为什么没有人想到，这全是文化思想使之然。什么是文化？文化是前人留给后人的一切精神与物质财富。前人与后人的区别，只是生命过程的时间段前后不同。文化财富的实质是前人生命的经验积累。而中华医学，则是这文化中的精华中的精华。所以，毁掉中医，实质就是毁掉中华文化，毁掉中华民族！

民主来到中国，扳不倒集权体制，却把农村搞成了流氓当家。科学进入了中国，却把汉字与中医搞得七零八落。尽管文化需要交融，但实践的结果是什么？是好的被毁灭而代之以破烂。这样中华民族能复兴吗？革命家们都许愿复兴民族，老百姓却拼了命而竹篮打水。孙中山治病发誓“死也死在西医手里”，梁启超被外科权威割错了肾却吩咐朋友们不要声张，免得“现代医学”倒科学的霉。所以，现在我们的后代个个被抗菌素污染，而“一代不如一代”中了鲁迅的预言。这难道就应该是中国人的命？！这些伟大的人物都还只有50多岁，想自己或子孙活得长一点的人可不能向他们学习。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中华医学。否定中医的根本就是否定中华文化，因此，从西方留学回来的革命家，无人不是咬牙切齿地想革掉中医。而革掉中医的借口就是“科学”。“科学”没错，革命家也没错，但是，科学变成了正确、真理的代词就错了；“革命”也不错，但革命家缺乏大时空的眼光就会出错。

二、人类社会是一个活的生命

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文化活动的生命体，它的基本单元是家庭。

无论在古代或现在，要构建人类社会，离不开经济活动、医疗活动和权力活动。这三种活动，体现了社会生命体活动的整体性、个体特异性、动态性、多系统性、多层次性……等。

在任何一个家庭中，都有着经济活动、医疗活动和权力活动：家庭成员们参与经济活动，才能赚钱维持家庭生活；生了病的成员需要医疗，就是参与医疗活动，维护生命与健康；家长决策经济的开支，或因社会的某种需要，如服兵役、义务消防队等，也就是意味着参与权力活动。

西方把医学活动纳入经济活动，这样才产生了永不成熟、越来越坏的后果——医疗怪物。这说明社会的三种活动具有各自领域的独立性。在中国，无为而治的医学管理与个体医疗方式使中华医学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成熟。这种成熟的标志是一个老中医可以治疗很多的疾病而不受病名与科室的局限。

在一个家庭中，参与经济活动的成员能赚钱，参与医疗活动的成员要用钱。赚钱的人为什么心甘情愿地让参与医疗活动的成员用掉他所赚来的钱？这当然是基于父母对子女、或夫妻之间的爱，这种无私的大爱是维护家庭存在的力量之源泉。由此也就可以说明，医学的基础是一种无私的大爱，失去它，医学便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就是西方医学越演越坏的原因。在希波克拉底那时候，医疗还讲不能让病人遭受损害，但历史发展到现代医学，病人在未进行治疗时，医生就“光明正大”地以精确诊断为理由，不管病人有多少耐受能力，只要医院能赚钱，就不顾病人死活毫无顾忌来损害病人。

医疗活动的基础是无私的大爱。由无私的大爱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公共道德，导致医保制度的产生。国家权力为医保制度付钱，是把无私大爱演绎为社会法制。社会制度因司法而确立。但西方的司法权力因资本的操纵而成为市场的仆从，打着大爱的牌子，干着为资本谋利的行当。所以，我们现在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医保或司法，实际上了他们的当了。

资本主义的运作是靠市场的资本独占。医疗既然上了市场的战车，就不得不为利润卖命。所幸，上层已经发现不当，这才有了运城模式和甘肃模式。如果我们能够再把毛泽东创造的赤脚医生制度加上，综合在一起，做成一个统一的模式，我们的国家就可能在短期内克服经济危机，也包括医疗危机。因为，世界医疗危机西方是没有办法克服的，只有在中国能做到克服和实现转危为安。

三、集权体制的优势可能因现代医学而崩盘

人类在这个地球上过社会生活，权力活动的方式分成两种政体：民主政体与集权政体。这说明用大时空的眼光看权力活动，民主体制与集权体制是各有利弊的。集权体制导致无官不贪；民主体制导致了无医不黑。民主政体的医学不成熟，集权政体的医学却成熟了。

经济活动的思想基础是竞争，发挥的是人的个体的自私本能；医疗活动的思想基础的仁爱，发挥的是人的集体的理性仁爱；权力活动的目的是人的个体能与集体的理性仁爱和谐协调。但权力操作者却容易被经济利益所吸引。如果这三种活动能各自独立，又密切配合，则社会便会成为一个完全理想的社会。基于人的个体自私本能，可参见下面的图解所示，可以认为这样的社会是永远无法实现的。 

社会的和谐存在，取决于它的三种活动的思想基础。经济活动是要钱不要命的；而医疗活动却是要命不要钱的；权力活动是用来调节平衡的。这也证明了：如果这社会的医疗活动、经济活动与权力活动的各自独立性能够按自然发展，则社会便是“理想国”。

人，既是理性的，又是自私的高等动物。理性，使得人类能建立并逐渐靠近理想社会，摆脱或远离你争我夺的动物自私本能，这是普世价值存在的依据。但是，自私是人类个体生命之所以存在的依据，也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动力，因此，人类不可能完全摆脱自私的动物本性也不可能使社会完全理想化。

有组织的经济活动产生了民主政体，医药利益集团控制了选票，并利用权力制订医疗管理法律、法规。这样的政体使医学失去了独立性，导致医疗实践的独立性丧失，而使医学失去成熟的条件。这才使得现代医学的医生，逐渐退化成为卖药的营业员。当个人的健康要求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后，民主政体由于医学的不成熟而必然引起人们的不满。我国杀医事件的出现，上层应该高度重视。这说明西方医学被我国引进后，已经造成了一个无医不黑的局面，如不立即刹车，可能导致集权体制优势的崩盘。

世界已经历过无数战争，现在各国储备的核弹已足够无数次毁灭人类这个居住的星球了。难道这两个不同的体制就不能共生共存吗？读者能不能从中读出两个不同的政体共存的方法？

以下提供给社会学家作为研究社会学的大时空模型。这三个图形，可以解答: 

一、中医学为什么如此成熟？

二、西医学为什么不成熟？

三、中国为什么是集权制？

四、西方为什么会演变成民主制？

五、中国为什么要向民主制演变？

六、民主体制与集权体制能否在人类世界相当长的时间里共生共存？

中国人已经尝够急剧的演变之苦，希望能慢步走，稳稳当当地走向民主，少遭剧变之苦。

个体的农业经济产生了集权制度。这种政体的经济活动不能控制立法的权力，使医疗实践自然发展，自由地按自然规律发展，因而获得了医学成熟的条件。这就是现在为什么许多人主张恢复原创中医的道理。

所好的是我们没有立法消灭中医，还有由于人众地广，发展不平衡也成了好处，这才产生了运城模式（也就是原中医的医疗模式）和甘肃模式（穷地方穷办法：医药自给，养生保健少生病），如果加上毛泽东时代的赤脚医生迅速普及医疗的方法和笔者自创的病床家庭化，我们就能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大国。当然，这种先进的标准不是使用什么最先进的仪器，最多的病床，而是最有效的医疗结果。我们的中医学就将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的主流医学。

我国上层只要有信心，我们完全可以使中医学成为世界的主流医学，吸引世界各国的疑难病、慢性病患者到中国来治疗、旅游，使我们这样的大国成为人类维护健康的圣地，同时可以用美化环境来发展经济。集权体制只要能克制权力腐败，人民会容忍集权体制的某些不公，相应地否决平均主义思想，国家也不用维稳来激化矛盾，世界就会实现长远的和平。

世界医疗危机是历史赋予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病毒、细菌本来是人类的朋友，生活的必须，却被渲染成万病之源。1901年从美国洛克菲勒研究所飞出，就一直纠缠着全人类，把癌症病毒恐吓扎进每个人的心田。美国健康研究所虽然有许多死守道德底线的科学家，但主流却是那些昧了良心帮着制药公司谋利的一大帮。因为，科学家也有倾慕奢侈的、也想让家里人过无忧无虑的生活，没有谁能制约这谋私的利益欲望。于是，微生物致病的监督岗——“科克前提”便被随意突破，流行病就一个接着一个来了。

来源：摘自《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没本领的医生》，主编：高浩宇。图片来自网络/编辑整理：微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