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德孚（73）：读《中医有望对医学模式带来深远影响》有感

读《中医有望对医学模式带来深远影响》有感

潘德孚生命医学（2015年01月15日）

《中医有望对医学模式带来深远的影响》，这是卫生部长陈竺的一次讲话，记者曾利明发于《西陆军事尖端科技论坛》。笔者有幸见到此文，深有感触，写了一些附于下：

陈竺的发言，让我感觉高兴。我认为我国从来没有一个行政长官能像陈竺这样深入地理解中医的。这是医疗文化理念上的突破。在西医强大的学术专政面前，作为卫生部的最高长官，表态支持中医了，难得！

中医的“原始、质朴”，正合现在的全息论和系统论，证明这种理论具有前瞻性。或许，中医“原始、质朴”的理论，如《内经》、《伤寒论》，用现在的语言——白话，很难理解之故。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学古文，长大后读它，就比较容易理解了。许多古代医学家，都是年青时科举落第，在“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激励下成为名中医的。应该看到，20世纪初那种“废古文”的白话文运动，实际也是一种左的思潮。

陈竺在北京香山举行的太平洋健康高层论坛上强调：科学家应逐步突破中西医学之间的壁垒，建立融中西医学思想于一体的二十一世纪新医学。这种医学兼取两长，既高于现在的中医，也高于现在的西医。

我认为要使陈竺设想成为现实，除了依靠中医的哲学背景，还需要经过长期实践，然后作出理论总结。要突破中西医医学的壁垒，首先要认识中西医的根本分歧。这个根本认识就是中医是治生命生病的，而西医是治身体生病的。中医学是生命的医学；西医学是躯体的医学。这个分歧我们做医生的都应该明白，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行政领导应该明白。做医生的明白让我们能更有信心研究和学习中医，努力掌握辨证论治的本质和方法；做领导的明白就会更有信心地坚定不移地、想方设法地把中医学的队伍带好。只有这样，中医学才能迅速提高。

中医考虑的是如何发挥生命的自组织能力。其做法就是采用阴阳平衡的方法。生命在阴阳平衡的时候，就有很强的抗病能力。这就是《内经》说的“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意思。而西医并不考虑生命的自组织能力，而是认为可以用外力，即医生的能力：外科手术或药物来消除疾病。我当然认为不排除医生的外力，例如人跌倒时需要扶持一把帮他站起来。站起来后才会有力量。反过来说，如果这个人连站的力量也没有了，也就是说，如果生命的自组织能力已经消耗殆尽，那么，外力的帮助也就没有意义了。这就是许多人为什么会死于医院的道理。只有懂得了它们的分歧之所在，才能真正利用和融合这两种治疗方法和各自的优劣，然后再论提高。

中西医结合只能说是医学模式改变的实践方法之一，能否成功，要看其实践的结果和理论的总结经不经得起推敲。医学的理论不是你想要就能有的。我国几十年的中西医结合的实践，像样的理论文章一篇也没有，当然也不可能有。这与中西医结合实践的历史太短有关。《内经》、《难经》之前的中医，已经有数千年的实践历史了，否则就没有《灵枢》的经络学说了。从《内、难》到《伤寒论》，是一个再由理论到实践的再提高的结果。自《伤寒论》到现在，我国医学家们用了1800多年的历史，检验了它的成功。这个成功，就是辨证论治的成功。中西医结合现在还只能算是只是一种实现医学提高的实践方法，当然不能代替中医本身。问题在于它的理论一点影子也没有；即使有了之后，也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践来证明它确实比《内经》、《伤寒论》高了，这才能算。我个人认为：很难。

陈竺以胃病为例，已经极其明白地说明了西医与中医的认知方法：西医从躯体上寻找疾病的结果——病在哪里？只解决诊断的问题；而中医则在寻找疾病的原因——解决它的治疗问题。中医用“经验和直觉”来认知生命，因为生命是动态的，从生到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只能凭经验和直觉；西医用“实证加推理”，无法认知生命，只能认知躯体，只能依靠解剖尸体。尸体是没有了生命的身体，因此，难以认知生命。试想，在一个已经失去生命的尸体上寻找生命犯了什么病，用什么方法治疗的可行性有多大把握？打个简单的比方：解剖电脑，能否找到电脑的病毒呢？显然不能。病毒使电脑运行发生故障，在硬件里是找不到的。电脑的硬件相当于躯体；电脑的软件相当于生命。把生命与躯体混淆，是西医医学的根本性的弊病。

“实证加推理”对非生命的研究来说，是可行的。可是以静态的物体来研究动态的生命，有点不搭界。在医学还不知生命为何物的情况下，经验和直觉是找对了方向，因这种经验和直觉直接来自生命体本身，中医以四诊察知这个生命体的抗病状态，从中测知抗病的能力和需要什么帮助，因此才能决定使用什么方法和药物来给予帮助。这样做，才有实践和理论的成功。反过来说，用“实证加推理”，离开生命体本身，是个方向性的错误。19世纪初，西方有名的外科医师莱恩爵士等提出的“自身中毒论”、“病灶感染论”，就是“实证加推理”造成的结果。由于方向错误，所以失败了。

陈竺认为：中医强调”阴阳平衡”，与现代系统生物学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医强调”天人合一”，与现代西方科学讲的健康环境因素十分相似；中医强调”辨证施治”，类似于西方医学通过药物遗传学为每一个病人找到最适合的药；中医的复方理论，实际上就是现在的西方治疗学越来越强调的各种疗法的综合使用。这些都说明了中医理论的前瞻性。

陈竺说得不错，西医看到的“清晰的局部”，是躯体上的局部，不是生命的局部，也就是说，生命不能以局部存在的；中医看到的是“模糊的整体”，这个整体就很难能清晰。因为，生命的动态性决定了它的不清晰，就好比人在活动着，就难以拍出清晰的照片。电视用多张静止的照片连起来显示活动，仍免不了失真。现代生命科学之所以与中医有很多相似之处，正说明中医学的本质就是生命的科学。而且，可以预言，现代生命科学的认知如果再进一步地深入，还将揭示出更多的诸如此类的奥秘。

“阴阳平衡”、“天人合一”是哲学概念，中医拿它来述说生命，用对了，说明中医有一个正确的哲学背景。西医学的背后，哲学不一样，而只能用“实证加推理”。一百多年的西医医学历史，在日本的实践证明，说它的治愈率只有20%，（见《日本为中医平反》，载于2004年8月《亚洲周刊》），五个人治好一个。这个数字，是西医的医学家想不到的。而且，一个世纪的实践，加上各种现代科技的帮助，它的疗效却没有提高，这多么可悲？现代科技包括解剖学、细菌学以及其他领域的都在大踏步前进，这个治愈率却原地踏步。相反，西方出现的新学科，却在不断地证明中医学的成功。这证明，科学的认识在提高。西医学在治疗实践上，为什么提高不多？就在于医学面对的是生命，而西医，对生命的研究却不多。笔者查阅《大百科全书》，生物学家们并没有拿出生命的定义来。各科各有自己的解释，还没有统一。笔者已经提出生命的定义（具体内容，可查阅笔者网站），有个理论刊物说，文章写得很好，但我们的刊物，重点在实践，因此暂时不能发表。我不奇怪，因为，我国的文化传统就是急功近利的。这种传统，也是我国落后的原因之一。

陈竺表示，当前要特别强调对中医的尊重，如果不知道中医的内涵、优点、精华是什么，需要改进和改善的部分是什么，就草率对它下结论，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家应该有的态度。陈竺的话表明他不仅是个明白的领导人，也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医学要挽救的是人的生命。而人的生命从哪里来？生命的定义为何？生命有些什么特性？我国的科学界还没有拿出来。其实，在中医学中都已经有了，只是我们没有整理出来，并予以现代的语言叙说而已。正如陈竺所说的“医学研究应首先从人这个复杂的生物系统本身开始，在捕捉和了解其整体特性和规律的前提下着手进入微观领域。”没有以上所说的作基础，就别想在微观领域取得医疗上的成功。我首先声明，我只是把它局限于医疗实践方面，也就是要限于治疗领域。我当然不排斥微观研究，它当然有其他方面的成功。

陈竺的高明就在于他正确地指出药物研究的方向。有的人研究药物治病能力，专门把药物的浸出液做抑菌能力试验，误导人们以为药物治病就在于它的杀菌能力。单纯地根据西方医学那种分析研究的方法，就会造成误导。误导的结果是说中医不科学。

陈竺高明地指出：“现代医学在专业化还原的策略下分工越来越细，致使整个医疗系统和疾病治疗的实施过程逐渐趋于‘破碎化’。但是几乎所有复杂性疾病都受到多基因和环境的影响，同一种疾病的不同亚型以及不同疾病之间在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共性特征在破碎化的诊疗体系下会被丢失，使我们失去不少用简单方法进行治疗或早期干预的机会。”

为什么中医能早期干预而西医只能“破碎化”呢？西医诊治的“破碎化”是它的“实证加推理”的必然结果。西医难能摆脱它的依靠——现代科学，而现代科学是越来越向微观研究发展的。与之亦步亦趋的西医学不得不进一步“破碎化”。“破碎化”的结果是病名越来越多，现在已经达18000种了，检验的方法也达600多项，看来还会继续“破碎”下去，谁也阻止不了，于治疗还有什么意义呢？

中医能早期干预是因为中医从生命的整体出发。中医尊重生命自身的抗病能力，利用阴阳平衡以帮助生命的自组织能力抗病。因为，任何生命都是个体的、特异的，它的抗病能力也是个体的、特异的。每个生命都根据自己的能力组织抗病，因而才会表现出各种不同的“证”。中医的辨证论治因此而来。这就决定了为什么中医只有个案没有通例的原因。拿只有个案没有通例来攻击中医，说中医不科学，正说明许多人并不理解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生命的特性。不理解，又瞎说，这是排他性和缺乏包容所造成的医学疗效得不到进步的原因。中医治疗非典表现的成功，就是立足于这种早期干预的能力。

陈竺指出，“中医首先看的是‘人’，一个缺乏明确物质基础而相对模糊的整体，然后通过疾病相关临床表型特征再寻根溯源，逐层推断其病因病机。”“人”，就是指生命，没有了生命的就不是“人”，只是个尸体。每个生命都不一样，这叫做生命的个体特异性。例如有人用1500万单位的青霉素，注射多少天都不要紧，而有人用20个单位做试验就会身亡。每个尸体都一样：有几块骨头，有什么内脏，有什么神经结构。“人”是从有了生命的那一刻起，就在由小变大，由生到死。这叫做生命的动态性。西方有一位哲人说，人不能在不同的时间里，踏进一条相同的河流，因为原来的水已流走了。而尸体却是静态的。在尸体上只能找到病灶，而不能找到病因。病灶是生病的果，而不是因。研究疾病的目的是为了治疗，利用现代科技提高了诊断能力的西医，却没有提高疗效，其原因皆在于此。例如癌症的切除，由于切除不了患癌的原因，相反地损害了生命自身的抗癌能力，才导致了癌扩散。

陈竺说中了中医现代化的要害。但是，中医理论无法用现代语言描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前所说，学白话文废古文，就是其主要原因之一。这里，语言学家们是有“功劳”的。例如把古文说成了古汉语。古代人难道是用《内经》那样的“语言”说话的吗？张朋朋教授已经发现并指出：“中文不是汉语”。中文是指文言文和白话文；汉语是指普通话和各种地方方言。学语言和学文章是两回事。因此废古文运动使许多孩子得不到精练古文的学习机会，阻止了现代青年“无法用现代语言描述”中医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这才构成了“中医与西方医学无法互通互融的格局”。

世界的传统医学，只有中医学没有被西医学冲垮，硕果独存，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说明中华民族的医疗文化有着无法否认的优势，这个优势就在于它的“整体观、辨证施治、治未病等核心思想”。陈竺明确指出了我们努力的方向，就在于“进一步诠释和光大”。这样才能使中医学得到迅速的发展。

我认为，发展中医的关键，是有更多的人做中医，所谓人多出英雄是也。而要想有更多的人做中医，关键在于政策和管理。我国的西医治愈率，有否日本那个光景，现在我们谁都无法拍板。即使与日本一样，也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治愈率。然而，在西医还没有进入中国之前，中医承担了全民族所有的医疗任务，当然也包括所有的常见病、传染病，它的治愈率难道只有这么多吗？历史上，世界曾发生过多次瘟疫，其死亡人数，我国却是最少的。从非典治疗（感冒也一样）这一事实看出，中医治疗学上的早期干预能力远胜西医，同时又使用了西医学的公共卫生干预补充了我们的不足。这个事实说明我们曾经疏忽了把卫生与医疗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卫生是指避免疾病在群众中流行；治疗是指对病人个体进行救治。细菌学给公共卫生带来了无限的好处，人们却误归功于西医的治疗学。尽管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它能补充治疗的某些不足，也不能忽视它对西医学实践中的误导。这个误导就是过分夸大外来微生物的致病能力，因而拼命研制抗菌药物，为人类制造了更多的“敌人”；同时使抗生素恶性普及，而造成人体微生态失衡而产生了许多疑难病，影响了健康。在北京出现的“医学科学院院士喝粪水”的故事，不是很好的例证吗？

现在是市场社会，只有充足的经济支持，才能迅速发展中医。中医治的是生命生病，根本不需要分科，一个有经验的内科老中医就相当于一个医院的全部科室。现在只有20%治愈率的治疗能力的西医，却几乎囊括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医疗费用。也就是说，大多数的钱都花到西医西药上了。这还不算，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我国医保范围的扩大，医疗费用的增长，将使中国国民经济不胜其负。如果把我国医保限于中医中药，其费用不仅会无数倍的降低，其治愈率也会数倍提高。这也会给发展中医创造有利条件。

中医中药能得到多少利益？没有钱，谈何发展？当然，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市场。市场会激励医生奋发向前；也会诱使医生谋财害命。西医是随着西方市场一起长大的，因而早就产生了制约的机制，如前所说对失德医生的严厉惩罚；而我国的中医却从来没有讲究过市场。中国人有“家无百亩不言医”之说，就可以证明中医重的是医德，而不是金钱（这当然也与我们的市场幼稚，普遍贫穷有关）。这是与现代的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但是，经济能使医学迅速普及和发展；失去医德却只会使医学堕落，因而变为骗钱的工具。道德与经济在现代社会都很需要。这两者如何兼顾是政治家的任务，就是如何融合这两者，才有利于发展中医。

发展中医首先要制订出有利于中医发展的系统政策，例如允许和鼓励老中医个人开诊所，带徒弟；如何防止中医大学的毕业生西医化；使中医有与西医同等的、甚至更多的经济收入；评职称应根据中医的特点考核，重点在是考核实际疗效；鼓励老中医写学术论文，结合自己的行医经验，积极做“软”的方面的研究，这是打实基础的问题，不能急功近利；废除中医升教授的英语考试，而补之以“软理论”；开办中医最高级的“软理论”刊物，鼓励对人的生命的各种研究，尤其是系统的研究；不用西医的药理分析给中药制订框框；还要在教育方面鼓励孩子从小学古文等等。

解放初我国有注册中医27万人，经过半个世纪仍只有27万。而且现在的这27万人中，大多数都西医化了，真正的“老顽固”为数极少。这说明抢救老中医已经迫不及待。老中医是中华医学的“宝贵财产”，是真正延续中医、发展中医的活宝库。如无具体措施，中医必将被西医的浪潮所淹没。

中医对医学模式的深远影响就在于如笔者上面所说的：中医学是生命医学，它依靠生命的自组织能力治愈疾病的。可以设想得到的是，一个生命在任何时候，都会为维护自己的生存而努力。中医是以帮助生命的自组织能力为前提的、使用治疗手段和药物的。因此，中医最忌讳伤害生命的自组织能力。这与西方医学之父斯波克拉底的主张：“不使病人受到伤害”完全一致。现代西医的许多做法，恰恰背离了这个前提。许多检查仪器、切除病灶的主张、使用消炎药损害人体的微生态平衡等等都如是。因此，如果中医学普及开来，西方的医学模式，必然会有不能预测的改变。这是毫无疑义的。

钱学森先生说得好，生命科学的研究和发展，将促使世界科学的大踏步的前进。中国是中医大国，根深底厚，如果我国能充分发挥中医优势，发展中医中药，输出中医文化，我们也就可以成为经济大国了。 

来源：摘自《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没本领的医生》，主编：高浩宇。图片来自网络/编辑整理：微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