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德孚(96):北京之行三则


潘德孚(1935–2016),民间知名老中医,执业中医师,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特聘高级顾问,“天下无癌论”的最早提出者。

本文摘自《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没本领的医生》,主编:高浩宇该书是潘老所有的文章集锦,经授权连载。

 

北京之行三则

草根网(20120818日)

 

一、关于“香蕉人”与“鸡蛋人”的争论

 

在北京传说着一个中国人与一个澳大利亚外交官发生争论的故事。中国人说西医好,澳大利亚人说中医好,争得面红耳赤。后来,这位中国人争得生起气来了,就质问澳国人:“你生病了怎么办,难道不去医院?”“有病去医院”大概已成为中国人的主流意识,这才会在争论时出现上述的情况。岂知此澳国人答:“我就搞些中草药吃吃,从不去医院。如果吃不好,就去看中医。”他讲的道理谁也想不到:“医院的外科,应该叫做赤色医疗;内科吃西药,叫做白色医疗;中医的中药或疗法,既无红色,亦非白色,可以称之为绿色医疗。”“赤色”、“白色”的称谓,是带有贬义的,也就是赤色恐怖、白色恐怖的意思,绿色,则是“和平”的意思,是褒义的。

 

北京人的想象力也真丰富,就把这位中国人叫做“香蕉人”,意思是黄皮白心;把澳大利亚人叫做“鸡蛋人”,意思是白皮黄心。这里是隐喻黄种人皮黄内白;而白种人却皮白内黄。这个故事真实地反映了中医在澳大利亚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远比西医要高;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却远比西医低得多。据悉,在韩国中医的诊费,要比西医高好几倍。其实,这也不奇怪。西医如无那些检查仪器,就不会看病了,不会看病的哪能收诊费?这不与非法行医等同吗?

 

西医靠检查仪器诊断,检查仪器的费用岂不就是诊费吗?现在的PET检查要9000元,不就是诊费要9000元吗?而且,在PET检查之前,还有许多类似的检查,其实亦都是诊费,加起来不就超万了?不过,诊断费超万如果对治疗确实起作用也还好说,问题在于它毫无好处。故在《别让医生杀了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中说:“几年前在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如果医生在诊断时更多地是依靠他们的大脑而不是仪器的话,那么每10名死亡的患者中就有1名至今仍有可能活着。”这不是说仪器诊断虽然不断升级、不断更新,而对治疗毫无好处吗?认真思考的人还会想到,医院里更新仪器还在提高诊费的同时提高了死亡率。这不是告诉我们:现代医学为了提高诊费,不惜提高死亡率,这样的医疗方向,“科学”在哪里?

 

二、关于澳大利亚中医合法化的争论

 

这个澳大利亚人是驻日的外交官。从他的言行中,反映出澳大利亚很多人非常相信中医。现在的澳大利亚又把中医纳入医保范畴,也就是使中医合法化了,人民看中医可以报销了。在西医绝对统治的西方国家里,不同于我国的是,西医医院里没有中医。中医都是开个体诊所的。中医能合法化,我相信其阻力之大可想而见。这完全是靠那里的中医医学会的努力才实现的。本来,我们应为它觉得高兴,为之欢呼。网易上却有人发文章,说澳国的立法承认中医,但却进行了许多限制,使很多中医无法生存,这也是个事实。看这位写文章人的意思,似乎并不是为中医受限制抱怨,而有点讥讽的味道。意思是“别高兴太早!”再看网上澳大利亚中医协会会长的意见,却认为是这种限制不对,他们将进一步努力,争取该国限制中医的政策和立法有所改进。

 

网易上的这种黄皮白心人的讲法,给我们带来辛酸的味道。中国文化命中注定会产生大大小小的汪精卫,而且,这些汪精卫无时不刻在处心积虑地想毁灭中国文化,他们却不知道自己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是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人中的一些人,想毁灭中医,也是如此。有人说,无论什么东西的毁灭,都是内部要素造成的。

 

在北京,还有个消息:卫生部向两会表态:五年内要把西医使用的抗菌素从96%,减到3%。这是什么意思?抗菌素在中国已经使用了80年。中国的西医使用比外国西医积极得多,例如全世界输液每人平均1瓶,中国人平均8瓶,也就是中国的西医比外国的西医用药的积极性高得多,这输液瓶中的药物,大多数是抗菌素。现在我们该知道,卫生部之所以断用抗菌素,是因为这东西会损害人的体内微生态平衡,损害人的健康。为了中华民族的健康,不能不首先停用抗菌素。进而我们还要思考,为什么我国的医生,会如此不顾国人的健康而积极使用抗菌素,究竟是为了什么?无非是为了钱!

 

然而,医生实际也很冤枉。作为赚钱糊口的医疗,现在也只有抗菌素可用。既然,所有的病名都被称为炎症了,抗菌素是消炎的主药,不用它就无药可用了。就像战士上战场,你提供给他什么武器,他也就只能用这种武器了。医院的领导,如不抓医疗市场化,看哪个赚钱多,医生就不会拼命开抗菌素了。这像诊断只是为了找病灶,那其治疗也就只能是手术;不手术,找病灶有什么用呢?可见,医院里的医生是没有主动权的,他们不过是这台西方制药公司赚钱机器上的一个小零件而已。

 

三、关于北京东城全区建立小学生学中医知识的实验区

 

中医濒临绝灭,我的朋友吕嘉戈,写了一本《挽救中医》,可谓字字血,声声泪,可是没有办法,他感动不了诸多的一心打杀中医的“红卫兵”。他的父亲吕炳奎,曾任卫生部部长,虽然也积极支持中医,为中医的衰亡啼声泣血,但也毫无办法。现在的卫生部部长陈竺,也是很支持中医的,同样束手无策。这是什么道理?现代医学已经成为一个庞然大物,一个靠着很多人因错误医疗而受惠的庞大的利益集团。而且,由于这个利益集团掌握了话语权,也就是制订医疗管理法律、法规的权力,中医被管得所余无几,后继任无人了。

 

中医学既然是中华文化之精华,它的点点滴滴就存在于文字之中。因此,学习中医和学好中医,必须从儿童抓起。古人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之说,说明中国儿童幼年的识字教学教材中,必包含医学知识。因此,要从儿童开始抓振兴中医,还要遵循历史以来中国人学文化的读书方法,首先要抓识字教育的教材和教学方法。

 

医学是个有几千年历史的事物。几千年的历史构成了医学的生命。如果我们把医学看成是有生命的东西,那么,它的生命的存在于什么躯体之上?是它的医疗效果,也就是医学生命因医疗效果而存在。上个世纪初,清政府因腐败而打了大败仗,赔钱又割地,引起文化界的不满。然而,中国文化人有个大毛病,这就是单个脑思维:说它好就什么都好,说它坏就什么都坏——“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这才导致每个王朝的建立,都必须有许多革命者的人头奠底。

 

我的朋友张效霞写了一本《无知与偏见》,把当时我国文化界的很多大名人反中医的言行都讲透了,就是没有指出这些大文化名人,都很缺乏概念的诠释和推敲能力。中国文化中的这种非好即坏的单个脑思想成了主流,它才是全盘西化的思想基础。要是中国人没有了中国文化,还能算是中国人吗?所以,回想前个世纪那些文化大名人的话,很值得我们后辈深思,这样幼稚的言语,影响了十几亿人的社会发展方向。现在的中医弄得如此狼狈不堪,不是他们的罪过吗?所好的是,中医的良好疗效已经深深地种在广大的老百姓心中,无论谁都推翻不了。

 

但是,由于当时国人限于历史条件,对科学与医学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缺乏分析能力,被穿着科学外衣的现代医学看得眼花,经过一个世纪的实践,经西方医学界的反对派不断揭示它的高价低效的面具,我们的文化界才如看穿“皇帝新衣”里的那孩子,醒悟过来,很多人都知道受骗上当了。但是没有办法,话语权已被现代西方的制药公司把控了。

 

不过,所好的是中央的最高决策层仍力挺中医,这是因为只有中医是中国文化中最完整、最精锐、最足以说明中华民族文化能立于世界之最前沿的道理。据悉,北京市东城区正作为发展中医的试点。东城区的小学里,现在把中医学的一些知识作为必修课了。这无疑给中医的发展、振兴,带来希望。因为,中医的教育,离不开传统文化,孩子只有从幼年起,就开始接受它的理念,它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它的道德观,而不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更不是唯利是图的财富观,才能培养出真正悬壶济世的中医。

 

解放后这70年,我们办了很多的中医大学,究竟培养出多少真正的中医?我的一个朋友说,与他一起毕业于中医大学的某班,现在竟然没有一个成为纯粹开中药方的,也就是没有一个纯粹搞辨证论治的了。全部中医都“科学化”了。所谓“中医科学化”实际就是中医按病名开药方,或干脆开西药;治病之前的诊断,也用西医的诊断仪器了。

 

所以,尽管北京东城区展现了中医发展的希望。但要真正落实这个希望,仍要看教学提纲和教材的策划权由谁来掌握,教师是怎么教学的。这些条件是起决定作用的。如果像现在的中医药大学学生学的那样子,播了龙凤种,长成鼠鼬胎,仍然可能是毫无所获。60多年来,我们听了多少发展中医的喊叫,收到的却是后继乏人。卫生部行的仍然是王斌路线! 

 

来源:摘自《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没本领的医生》,主编:高浩宇。图片来自网络/编辑整理:微键